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

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边疆民族政策之一,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满蒙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这对清朝统一全国、巩固政权及治理边疆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赤峰的喀喇沁旗在清代既是关内通向关外的交通要道之一,又是满蒙交界的军政要地,故清朝对之非常重视。清代满蒙...     

清代喀喇沁地区的蒙地开垦之影响新论

清代以来喀喇沁地区的移民和开垦,不仅造成了当地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转型为半农半牧经济,甚至是纯农业经济,蒙地的开垦对喀喇沁地区蒙古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现在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农业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及语言接触模式的影响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和语言接触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程度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     

异族通婚对语言使用模式演变的影响——喀喇沁地区个案分析

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异族通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族母亲将汉语带进家庭,并影响子女家庭语言模式。异族通婚家庭语言模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其中工作语言和邻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婚姻观和语言观演变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家庭中有异族通婚或异族通婚史,家庭成员在社会中多用汉语,一般会赞同或包容异族通婚、转用汉语。各种语言模式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实践基础,都表示赞同使用双语,因为它是异族通婚家庭各方能够接受的言语表达策略。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赤峰市及其所属旗县区名称小考之二——敖汉、喀喇沁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语言文字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档案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文献考证、比较分析,厘清敖汉、喀喇沁的出典,以语源学、语义学、翻译学的视角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简论清朝与喀喇沁王公关系及其赈济原因分析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统一东蒙古各部,特别重视喀喇沁部,满洲统治者和喀喇沁王公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军事目的进行交往,以此发生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喀沁旗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直接从满族统治者和喀喇沁王宫互通信札内容的分析的很少。本论文参考满蒙老档,简述喀喇沁王公们被清朝封爵的重要官职,解读满族统治者和喀喇沁王宫之间的信札内容,分析了当初喀喇沁部和满洲之间的政治、军事交往,最后指出这种长时间的联系和交往是清朝赈济乌兰哈达各旗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     

喀喇沁探源——元代宿卫与哈刺赤

哈刺赤起源于钦察国,伯岳吾氏.元代形成钦察卫,身兼“近侍、宿卫、主湩”数职.其“近侍、宿卫”二职与鲜卑人的“曷刺真”相同.钦察卫是哈刺赤的本卫,但也有其他部落的成员参与其中.钦察卫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和经营牧业,但也有一定规模的屯田.明军北伐,元军残余逐次北撤.大都周围、上都及北方各大牧场的哈刺赤宿卫军有可能随皇帝和皇宫撤至蒙古本土.     

现代蒙古语喀喇沁土语词首短元音声学分析

本文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基于《现代蒙古语喀喇沁土语声学参数数据库》,对喀喇沁土语词首短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进行系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阐述了其语音特点,得出的结论是：喀喇沁土语词首有〔e〕、〔ɑ〕、〔〕、〔i〕、〔l〕、〔〕、〔υ〕、〔o〕、〔u〕、〔y〕、〔ε〕、〔〕、〔γ〕等短元音。     

黄教在内蒙古的传播及护教与反教之争

黄教的传入，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影响。17世纪以后，针对黄教，形成“护教”与“反教”的两大派别。前者以萨囊彻辰、贺希格巴图为代表；后者以尹湛纳希、罗布桑却丹为代表。     

喀喇沁王府乐队《蒙古乐曲》的音乐特点

喀喇沁王府乐队的乐器和元朝宫廷宴乐乐队完全相同,并且都可以从《元史＆#183;礼乐志》中找到详细的记载。因此,喀喇沁王府乐队是清朝之前就已存在的蒙古族宫廷乐队。清代宫廷音乐中的《蒙古乐曲》主要由《笳吹乐章》与《番部合奏》》两部分组成。1741年（乾隆6年）,乾隆皇帝遵循祖制,下诏编修《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将乾隆以前各朝所用新旧乐章,包括蒙古林丹汗的宫廷音乐在内,详加考订,注明工尺谱,一并载入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蒙古乐曲》也在其中,成为国乐,是宫廷宴乐的主要组成部分。王爷府乐队与清代《蒙古乐曲》的乐队相比起来,乐队的规模虽小一些,但它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在乐曲的曲目上,除了宫廷音乐,同时也有本地区最受欢迎的民间歌曲。其次,在乐器使用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喀喇沁旗蒙古族的来源及喀喇沁旗的形成

喀喇沁旗蒙古族人的来源一部分是兀良哈部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东迁过来的喀喇沁部的蒙古人。兀良哈部和喀喇沁部在形成、迁移的过程中融合到一起,形成喀喇沁旗。     

清代蒙古族寺院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佛教为蒙古族社会留下许多珍贵的遗产。但佛教曾经作为封建政治的搭档 ,麻痹蒙古族民众 ,妨碍了蒙古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多种角度对蒙古族佛教及其寺院教育进行分析 ,否定其体系消极面的同时 ,借鉴其合理的部分 ,特别是语言教育的经验和方法 ,是蒙古族教育和语言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蒙古族双语教育实践与教育选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中学的个案研究

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中学个案的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实践存在多样性与复杂性,如何在民族情感与升学、就业的现实需求之间进行平衡,成为当地民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局。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教育人类学探析

教育人类学关注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人的发展和文化传递等方面的问题。蒙古族民间童话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其进行文化传承和教育的系统研究方面还是少之又少。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民间童话及其传承进行研究,不仅使人们对蒙古族民间童话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对民族教育学的丰富和发展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蒙古族马头琴传承中的教育功能

马头琴是我国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目前已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头琴文化的传承,对于保护和保持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教育传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人类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倡导的一种途径。本文试从传承机制这一角度来探讨蒙古族马头琴文化在传承中所具有的教育功能。     

近十年喀喇汗朝史研究综述（2000年-2009年）——兼论喀喇汗朝史研究对维吾尔族研究的影响

与上个世纪相比,近十年学界对喀喇汗王朝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突破,这些突破涉及喀喇汗王朝的起源、社会状况、文化遗迹等各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喀喇汗王朝研究的深入,直接推动了对维吾尔民族相关问题研究的步伐。     

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蒙古族的社会交往

在中国历史上,回族与蒙古族的社会交往源远流长,频繁密切。河湟地区回族与蒙古族的社会交往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而且在经济贸易中形成了一种互补共生型的经济结构形态。     

农牧区蒙古族新生文化心理压力现状调查及其教育途径

农牧区蒙古族新生的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不均衡性。由于历史原因、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基础等多方面因素,他们的基础教育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于内地和汉族聚集地区,使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学习汉语和外语。同时,由于学习文化知识技能的语言文字工具由母语转变为汉语和外语,从而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压力。本文针对这些压力和挑战,通过在农牧区蒙古族新生中进行实地调查,从而为将他们培养成为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力求探索行之有效地教育途径和较为科学地管理模式。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间宗教的影响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与蒙古族的民间宗教相结合 ,并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腾格里神 (天神 )崇拜、灵魂观念或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火神崇拜、山神以及“敖包”崇拜等 ,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 ,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或被佛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