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典制的完整形态——清至民国徽州典契研究

民法学界对于典制的定义,往往以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标的物为标准,以其为典权成立的要件。然而,通过对清至民国徽州典契的研究表明,典制还存在典权人不占有、不使用、不收益标的物的形态。民国徽州契约格式手抄本中称前者为＂当契交业式＂,称后者为＂当契包利租式＂。＂当契交业式＂是出典人出卖不动产前的缓冲,＂当契包利租式＂是出典人转让管业权前的缓冲。完整的典制形态应是：当契包利租式→（回赎）→当契交业式→（回赎）→找价绝卖。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先秦两汉“小说”概念辨证

先秦“小说”一语是临时组合的词组 ,“小说”的客观涵义只能在“说”上面得到理解 ,“说”就是游说达意的材料构件 ;汉代“小说”已经演变成固定的复合词 ,指称诸子末流浅薄不中义理的话语 ;“小说”脱胎于“说” ,实质上就是“说”的民间化的产物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两典“巂”等条辨正

两典指《汉语大字典》(8卷本)和《汉语大词典》(12卷本)(以下简称《大字典》、《大词典》)。通过分析,该文指出了两典巂条及相关字、词条存在的问题,且尝试着纠正,供两典修订时参考。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儒”与后世所说的儒家不完全相同。孔子的学说虽以仁义道德为核心 ,但又是重视礼乐行政之统一的。孔子的继承者所接受的不是孔子学说的全部内容 ,而是其中的某个或几个方面。孔子的学说与当时的所谓显学的思想基础皆出于六经 ,孔子又是其几千年前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学说与诸子的学说不应该是等肩并立的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将孔子学说与先秦所谓显学的儒、道、墨、法四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孔子确定为诸子之中的一子;代表他思想的不是《论语》,而是"六经";四家所谓显学与孔子学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侧重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某个或某些部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诸子学说的求同,而不应该只是求异.     

中华“国学”体系构建雏议

考察中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在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过传统丢失、国学重振的过程。中国近代的国学运动也是如此。本文回顾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国学”运动的历史,检讨种种有关“国学”的定义和范畴,认为迄今为止,虽然说法多样,见解殊别,但都缺乏完整的概括和精确的表述。笔者认为,今天谈“国学”应当包括知识学术体系、道德伦理体系、信仰价值体系等三大领域,只有从传统文化的固有词汇中去寻找固定的概念组合,才能有效而又亲切地概括和把握“国学”的基本内涵,也才能构建起传统“国学”的系统体系。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张载经典诠释的原则及其意义

"以经解经"与"以意逆志"是张载经典诠释的两大基本原则。"以经解经"要求"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即"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从而"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以意逆志"则既要求从"文"、"辞"出发,同时又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并在对作者之意贯通性理解的基础上,由"文"以达"辞",又由"辞"以解"意";然后再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达到对作者"心"与"志"的直接把握。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就既表现出儒家经典含义之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互补特征,同时也表现了其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Self-interpret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undoing the goal with volition" are two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Zhang Zai s Classics Interpretation.The first principle requires one to forget The Book of History when reads The Book of Songs,and forgets the later when reads the former.This also means that when reading books the reader should collect the words and probe into their inwardness.The second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one should not mis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ut of diction,and not weaken the will o...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法律与社会:从中国古代典雇妻女现象说起

典雇妻女现象作为古代中国独有风俗,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官方文化的否定,并逐渐被纳入法律禁止的范围.可是,严历的法律不但没有根除这种行为,典雇妻女反而作为一种民间的风俗习惯而普遍存在.为什么法律明令禁止却收效甚微?为什么典雇妻女之风俗普遍存在而法律却显得苍白无力?这涉及到儒家传统道德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立法的价值取向,国家法律实施的效果,风俗习惯的沉积和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用法律去禁止人们为了生计而被迫采取的行为,固然会起到一定的功效,但法律的权威性必然要受到挑战,而有禁不止所带来的副作用,更会使法律的尊严受到破坏.     

还原·生命·全息——先秦诸子研究发微

先秦诸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其学说对后世思想学派产生巨大影响。面对诸子,应该将我们的时代和诸子的时代进行沟通,进行原创的对话,以自己的生命体认诸子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并且要对诸子文本作全息的考证和阐释。     

“环譬记讽”与“假物以彰”——论先秦诗文比喻运用的两极形态

比喻,是一种历史悠久又运用广泛的言语表达方式。早在西周时期，就被广泛的运用。到了春秋战国，比喻已成为非常有效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先秦诗文中的比喻使用呈现出了两极化的形态：《诗经》《楚辞》中的比兴手法，是不想把话说得太直，所以尽力保持一种含蓄的形态；而诸子散文中则与之相反。使用比喻则是为了把深刻的道理说明白。其原因是在于不同的使用主体。各自出于不同表达目的，这是先秦诗文呈现两种比喻形态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