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西战争的影响

美西战争是1898年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的属地古巴和菲律宾而对西班牙进行重新分划殖民地的战争,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文章对战争的起因、过程只做简单叙述,而将从美国、西班牙、古巴、菲律宾的角度着重阐述美西战争的影响。     

千奇百怪的战争起因

古往今来,战争的爆发当然有其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着经济、民族、政治、宗教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然而,当我们透过血雨腥风,追寻战争的源头时,却惊异地发现。点燃许多战争导火索的,有时仅仅是一个小细节。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恐怖主义

美国声称为了反恐,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消灭了国际恐怖主义,还是加剧了国际恐怖主义?本文从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联系着手,总结了伊战之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并分析了其泛滥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根源上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研究此问题对维护我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奥斯曼帝国战争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

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它虽然与欧洲本身的地域、民族、经济发展和历史的文化渊源有直接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及其策动的历次帝国战争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冲击,对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因此,作为欧洲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对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奥斯曼因素的历史考察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法律思考

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不仅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律准则、践踏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而且损害和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及其作用。战争过后,国际社会必须理性地审视并积极应对这场战争给国际法律秩序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论战争法在促进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一直以来,战争无疑是损害国际安全之最主要因素.而战争法作为调整战时各国关系以及规范交战各方行为的法律制度可以起到促进国际安全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前正义之法可以起到限制国家任意发动战争的作用;二是战中正义之法通过规范交战各方的作战行为可以延缓战争规模的扩大,减少战争对安全的破坏性;三是战后正义之法通过战后战争罪行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占领法可以起到消除潜在冲突和达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目的.     

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美国因素

伊拉克战争确证了国际格局中美国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从表面上说 ,美国因为“9·11事件”和反恐怖主义需要而战略内向收缩 ,但就更深层次而言 ,恰恰是二者促成了美国后冷战时代一种外向扩张型国际秩序观、安全观与外交战略的形成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引发的思考——兼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爱琴海区域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自古有之,自国家出现以后,各文明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国际关系的雏形。但国际关系学界却将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作为国际关系的开端,无形之中形成了非历史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双重历史特点。本文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引发的思考,浅议古典文明时期,爱琴海区域国际关系的特点,为摆脱维斯特伐利亚情结抛砖引玉。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战争的革新及其国际政治意义──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

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２００年里,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其间,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构成极重要的例外,因为民族主义、大众政治和现代意识形态导致兵员数量和战争之经济资源急剧增加,并且塑造了总体性的战争目的,从而使战争规模突飞猛进。在战争技术方面,欧美广泛开展的工业革命开辟了工业化武器技术及军事运输的新时代,而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展现了战争面貌由此而来的革命性变化。武器技术的革新作为一大因素,促成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史上至关重要的列强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海军竞赛。伴随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的变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它经过１９世纪的预演,成为２０世纪世界政治的头等决定因素。     

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国际政治战略的演进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国际合作体制,而且更表明了美国的“帝国”野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其认为凡不按照“美式文明”和社会制度生存及发展的国家(地区),施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加大人权攻势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将使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变得更为艰难,此种行径也必然招致各种“恐怖主义”对其更多更剧烈的袭击。美国的反恐战争这把“双刃剑”使用得好将使“美式文明”与“世界文明”共存,否则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中国国际责任的层次分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的国际责任就是国家在某一国际体系中担负的对外义务。这种义务至少分为三个层次:遵从国际规范的责任、维护国际规范的责任和革新国际规范的责任。这三类责任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意义不同,可分别称为"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以这一分类为基础,来辨析围绕在当前中国国际责任方面的争议,可以得出更清楚、有益的结论:中国历来在担负基础国际责任方面有着良好记录;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其担负的"有限责任"和外界的期望正在出现鸿沟;而未来中国会怎样改变国际规范、推动国际体系向前演进,在国际舆论的背后则埋藏着"中国威胁论"的隐忧。     

基督教道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以《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为例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平信徒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担任神职的知识分子,秉承了基督教的和平和正义传统,因而能够对现代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往往不被政治家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从长时段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声音影响了美国的民众,使他们意识到: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应该不是诉诸武力的合法正当的理由。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阐释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试析平野健一郎的国际文化论——以文化触变为视角的考察

平野健一郎提出他的"国际文化论"以来,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指出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动态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性,因此他主张以文化为视野,立足"文化触变论"来分析国际关系。他在理论构建中,主要阐释了三个问题:一、国际关系是文化的;二、文化触变是一种创造文化的行为,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三、尊重文化主体,维护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但其涉及有关文化的定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应用、"边缘人"对文化重构的重要作用、文化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等诸多问题还有待可商榷之处。     

试析宋军“以远制近”战术——以宋辽战争为中心

宋军为对抗游牧骑兵的现实需要,立足发挥弓弩的作用,创造性地发明了以远制近的野战战术。在宋辽战争中,以床子弩为核心,辅以步弩、弓箭的对敌打击体系,不仅在力量、频率上略显不足,还具备轻视冲击、肉搏和机动缓慢的弊端,导致宋军屡屡失利。在随后的对夏、金的战争中,宋军有针对性地对武器和战法加以改良,效果明显,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金战局。虽然它受国防战略的约束,欠缺攻击性,但其蕴含的以远制近以强制弱理念充实了我国古代战术理论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一种过程分析——以斯蒂芬·范·埃弗拉《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为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般过程包括提出研究问题、提出假设和理论、加以检验、得出结论,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斯蒂芬·范·埃弗拉《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研究过程。其在文章中提出的研究理念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在方法上有所启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战争的原因及预防———这一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战争、自然灾害与失业——以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军阀混战此起彼伏,日本也不断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战火所及之处,工商业损失惨重,关门歇业者屡见不鲜,民众纷纷失业;同时,频发的自然灾害致使人民流离失所,尤其是大批离村农民涌向城市,使城市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探析——以中东为例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实现其反恐战略的重要步骤,然而战争并未遂美国之愿,相反,催生了新一轮恐怖袭击高潮。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袭击主体基层化、范围扩大化、形式复杂多样化、危害民众化的新特征。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其直接原因是全球范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抬头所致。面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既要反恐又要反霸,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从根本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这其中既有长期的近代以来大陆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膨胀的侵华野心,也有七七事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特殊性。但根源还在于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这一错误集中表现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但它的构成却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集团和个人。本文选取了军部特别是其"中国通"、政府首脑、智库三个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是如何影响侵华战争的。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决心、建立以日本为霸主中国为附庸的东亚新秩序,是日本把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和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日本虽然也存在一些抱有对华客观认识的智库和明白人,但始终没能成为国家对华认识的主流,没能起到制止或中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