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 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构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学界关于“三社联动”“政党激活”与“街道整合”的争论,无法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制创新要求。基于复合治理理论,对基层治理的互动结构与互动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C市R社区的基层治理实践发现,R社区形成了“多层复合—多元联动”的基层治理结构,建构了“复合式联动”的互动机制。即街道、社区、小区多层级治理网络与政府、社会、居民等多中心治理主体,通过纵向的授权赋能机制与资源整合机制、横向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功能联动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的长效互动。对基层治理复合联动结构与长效互动机制的分析突破了以往对社区单一治理层级的关注与多中心视角的局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创新性的路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现的原因及其化解之道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现期。凸现的基本原因是：社会转型与利益的分化、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资源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的多元性;社会活力的不断迸发与制度供给的不足;风险社会来临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等。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机制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产权治理、收入分配治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治理、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劳”“资”“政”合作治理。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长期的,治理社会矛盾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和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又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辩护

大学行政权力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社会,随着大学的发展和演变,大学行政权力由学术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等让渡和授权而生,中国大学则与之相反。中国近代大学与国家“同生同构”的百年发展史为大学行政权力提供了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合法、社会组织的公共责任、公共资源分配的制度依赖、内部管理的科层制模式等合法性基础,也建构了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陌生人社区的形成,与社会关系个体化、住房体制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关联甚大。相比熟人社区,陌生人社区出现了以社区社会治理重心转移、社区社会信任重构以及社区建设参与等难题为具体表征的治理困境。走出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要重新认识社区、注重找回熟人和建设好场共同体。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论培育机构投资者与建立国企法人治理结构

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指出机构投资者迅速和健康的发展,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帮助低效的国有企业走出困境.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概念体系、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运用数据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内涵上,数据治理具有社会/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定和公约性质,是社会/国家治理的具象和分析。外延上,数据治理是由目标、关系、机制、规则、行为、技术等构成要素形成的整体性的有机体系。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数据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了在主体（关系）、机制、规范、技术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要破解数据治理困境,应优化四条路径:价值层面,数据为本转向人民为本;关系层面,科层管制转向平等共治;机制层面,唯结果论转向重程序化;规范层面,任性人治转向理性法治。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