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体学理论回归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史实,赋予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明确的文学概念,即体裁、文体类别、体性、体貌风格、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文章或文学本体,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以西学为鉴,以科技为助,以制度为考,以实物为证,切入研究文体学。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让中国古代文体学得以复兴,具有战略和方法论意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都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上改变了既有的文体观,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研究找到学科归属,刺激学人打破文学研究与非“纯文学”研究之间的壁垒;在实践上更多地关注古代那些以实用文体取胜的作家或群体,非“纯文学”作品文体特点及其使用、运用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散文史和文章学的研究空间,从而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     

文体形态与文体研究的学术空间——兼评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该文以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为中心，对其在文体形态研究方面的特色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并以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和相应的文体学理论为学术背景，对目前文体及文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以预见的文体研究的学术前景作了扼要分析。     

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继承中国文体学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并探寻具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收集与文献阐释基础上，对文献有所“发现”又有所“发明”，“察诸语境”以把握文体的复杂性、丰富性。中国文体学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文体研究需要以“活”的观念与眼光，考察文体实际的“运作”与“过程”，还原其制度、仪式、程序等历史语境。对文体的物质形态研究，需要把文体学与考古学、出土文献学、图像学等学科结合起来，通过实物—图像—文体的研究方法，连接实物与纸上文献。文体学研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同时要超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局限，凸现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新一代学者应该兼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要立足本土文化，回到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同时，超越中西畛域，打通古今鸿沟，突破学科的樊篱，创造出超越古代文体学的新辉煌。这是当今人文学者所追寻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问题,但对文体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很不够。从侧重于语体功能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侧重于体裁功能的文学文体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来看,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将文体问题简单化为体裁问题有其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文体学传统,文体学是整个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传统的文体学内涵与方法,正是包括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文学文体学两方面的内涵,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文体学。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应该充分汲取这一传统与方法。     

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本的体、格、类的形成、特征、演变及其分类的学问。因此,全面占有资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古典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全面占有经、史、子、集有关文体资料的基础上,不能仅凭文论专著(如《文心雕龙》)和诗文评著作研究文体。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体裁,而应包括体裁(不止是诗文体裁,还应包括经、子、史,特别是史书的体裁)、体格(风格)和体类(即《文选序》所说的按体裁、题材和时序分类)。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文体”之辨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飞速发展,使得文体学(stylistics)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古已有之,"文体"指义多端,在文学上主要指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而西方的"文体"则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多指"语体"。中国现今沿用的主流"文体"释义基础主要是古代"文体"涵义,在指称文章的体裁或风格的涵义上,又增添新的内涵——"语体"。这主要是受西方"文体",即"语体"学说影响。"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对对象最为全面的研究,必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古代文体学之内涵与文化内蕴

文体学是古代文论中的重要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传统文体学具有丰富的内涵,"文体"概念不仅突出文学存在的形式性相,更具有文学本体的深层意蕴.同时,古代文体学与传统文化关联紧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蕴.     

宋代文体类聚及相应文体学的兴起

宋前文体类聚的基本脉络,一是基于韵、散的文笔之分、诗笔之分到诗文之分,二是基于骈、散的古体、今体之分,两种类聚又相互交错。宋代文体类聚形成新特点：一是韵文文体和散文文体分途发展,二是散文领域“古文”和“四六”相互对立,画地分疆,与作为考试文体的“时文”三足鼎立,古文、四六和时文三大文类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三大文类的形成,促使宋代对文体的研讨向相应的类聚文体学发展,先后兴起了四六文体学、古文文体学和时文文体学。宋代类聚文体学的兴起,开启了面向多元需求类聚文体、指导文类创作实践的新途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转型。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价值和意义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它“文”、“笔”并重 ,强调有补于世的务实文风 ,是摒弃文坛浮艳文风的宣言书 ,是我国写作学史上文体研究的典范 ,是包括文学文体和各种非文学文体写作的理论指南 ,是构成《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     

论文体分类及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评说

朱广贤先生提出的“两门——八类——多体”的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是比较科学的文体分类法，理当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一分类法弘扬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于现当代文体研究的偏蔽无疑是个有力的冲击，亦可纠正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中文体分类的混乱状况，有利于现代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朱广贤先生有关“文学作品门”和“实用文章门”本质、特征的论断，别开生面，但有语焉不详之憾，有些论断也未必尽然，因此彰显其说之真、弥补其说之不足，使之臻于完善，实属必要。     

中国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美学生成

言意观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之一,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品格和诗学品位。本文以“言意之辨”的缘起为逻辑生长点,较全面地论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义生文外等美学参数及生成机制,以期有效达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与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哲学的对话性接轨。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匕首寸铁,刺人尤透--评清初廖燕对小品文地位与意义的论述

明末社会张扬独立个性、强调主体意识,加之文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叛,此时的小品文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情趣和很高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浓郁的反传统文学的异趣。风格的轻灵佻巧和内容上的脱离现实,使小品文受到清初学人的批评和轻视。廖燕一反时人对小品文的鄙视,不仅肯定了它特殊的艺术价值,而且从作用上把它与“载道”的古文相提并论,但又不把小品文视为传统古文那样的载道工具,而是把它看做批判现实、宣泄不平的武器,在理论和创作上为小品文的生存争得了一席之地。     

“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章太炎“魏晋文章”之源流及影响初探

章太炎的“魏晋文章”有师承渊源的因素,即远承汪容甫、李申耆,近袭谭献;章太炎的“魏晋文章”在近现代文学的过渡之际,对于一代文风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周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的两大风格。     

《白杨礼赞》的认知解读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正日益显示出对人类语言独特的解释力,将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文学语篇的分析所形成的认知文体学,也已经正式成为文体学领域的新成员。图形与背景理论是认知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该理论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已在西方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在简要介绍图形—背景理论的基础上,尝试用该理论对矛盾先生的名篇《白杨礼赞》进行了文体和话语分析,从而验证了用该理论对文本强大的阐释力和解读汉语文本的可行性,结论同时指出了其有待完善之处。     

论“音韵”在古汉语教材“通论”部分中的序次

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古汉语教材“通论”部分的编次应当以“音韵”起首，因为“音韵”是“文字”、“词汇”、“语法”等语言性内容及“古代文体”等文化性内容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

文体自觉是指文人对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有了全面、准确而明晰的认识,并在文体写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的提出背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自觉问题的重新升温,并继续引发诸多热议。本文提出以“文体自觉论”代替“文学自觉论”。笔者认为,文体自觉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且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文体自觉应该有一个标准。标准问题是文艺自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衡量文体自觉的标准,扼要说有四点:第一,文体独立,体制健全,技艺纯熟;第二,出现专门的文人型作家;第三,读者云众,社会影响大,文化地位重要;第四,烛照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文体自觉主要包括诗歌自觉、古文(文章)自觉、戏剧自觉和小说自觉等,其自觉期分别在建安、中唐、元代、中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