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和生育政策研究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和评论。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社情民意问卷调查数据,对河南省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从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生育目的三个纬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降低河南省出生性别比的政策建议。     

生育文化概念研究

生育文化是人口文化的一部分 ,它本身又分为内涵生育文化和外延生育文化。内涵生育文化是指从受孕至出生后婴儿期的文化现象的总和。它又分为六类 :观念生育文化、科技生育文化、规范生育文化、信息生育文化、行为生育文化、组织生育文化。外延生育文化 ,即内涵生育文化之外 ,而对生育观产生影响的文化现象 ,诸如婚姻文化、妇女文化、养老文化、养育文化、家庭文化、社区文化等等 ,它是一个开放系统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高职院校学生的生育道德观现状与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以分层丛集式问卷与子女价值量表对24岁以下的高职学生进行生育道德观的实证分析,旨在探讨生育道德观与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及生育挟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高职学生以“权力成就”、“亲密情感”、“家庭愉悦”为最主要的认同层面;生育道德观因性剐、交友情况、父母教育程度等成长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生育道德观中“生育价值”、“生育代价”、“生育挟择”因素对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力。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生育权利和义务问题

从国际政策角度讨论生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演变和争论 ,分析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生育权利与义务问题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透析实施生育保险制度的局势

从社会学视角对实施生育保险制度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分别从宏观(包括人口转变规律、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三个方面)、中观(包括社会支持网络的变迁、保障女性群体地位、保障企业平等竞争三个方面)和微观层面(包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的风险性、体现女性的生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层层剖析,说明实施和拓宽生育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了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特征变量、居住地区变量、意愿生育数量、传统偏男生育观念（即“生育目的”）变量和政策性变量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我国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概述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影响下,流动人口数量与日俱增。流动人口中的育龄人群也在我国整体育龄人群中占较大比例．因此其生育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主要围绕其生育意愿、生育水平、生育服务管理而展开,通过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由于其居住、工作等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城市常住人口和农村未流动人口等的特点。而要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扩展地域之维、丰富实地调研资料、探析数理关系是可尝试的分析路径。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农村家庭生育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新的生育环境,在对农村家庭生育动机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家庭超生行为的发生做了多因素变化分析,提出农村家庭生育动机的新因素——家庭生育行为博弈。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