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行为的影响分析

本文将农村缺损型家庭分为永久性亲子分离型缺损家庭(简称残缺家庭)和暂时性亲子分离型缺损型家庭(包括离异家庭和留守家庭)。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家庭结构对儿童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社会支持也对儿童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为问题,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的行为存在影响。通过设计的访谈问卷和YSR自评量表对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乡镇学校中缺损家庭学龄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留守家庭占37.13%,离异家庭占37.55%,失去父母家庭占25.32%。以全国常模为标准参照分析发现,恩阳区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确实存在较高的行为问题(总分检出率15.61%)。基于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缺损家庭学龄儿童行为问题存在差异,三类缺损型家庭中,残缺家庭学龄儿童行为问题最严重,离异家庭学龄儿童次之,留守家庭学龄儿童最低。不同主体(父亲、母亲、监护人、教师和同学)提供的不同类型(社会交流、尊重意见、分享秘密)的社会支持对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存在差异。应关爱农村缺损型家庭学龄儿童,构建学龄儿童美好生活的支持体系,满足其多样化的成长需求。     

困境留守儿童社会排斥状况及对健康的影响

困境家庭儿童是生存发展处境最为艰难,也是最急需国家提供保护的儿童群体之一。困境家庭中父母外出务工的现象普遍,大量困境家庭儿童也是留守儿童,其健康发展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基于"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调查,研究困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解释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研究发现,困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排斥是致使困境留守儿童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据此,困境留守儿童的健康促进,除家庭发展相关政策支持外,更需营造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以减少对困境留守儿童的排斥和边缘化,促进儿童的社会融入,才能真正实现困境家庭儿童群体的健康发展。     

困境家庭环境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依据面向困境家庭儿童健康状况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由于"困境"环境因素造成的儿童健康状况差异及其相对贡献,使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分析困境家庭儿童健康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研究发现:困境家庭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普通家庭;失眠、孤独感的比例达到正常家庭儿童的3倍多;更易遭受伤害和遭遇校园欺凌,且服刑家庭儿童发生伤害的比例最高。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对不同类别儿童的健康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家庭关系是影响困境家庭儿童各类健康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对其心理健康与认知水平的影响贡献最高;监护人素质与家庭经济环境对普通家庭儿童健康影响的贡献高于困境家庭;监护人的健康状况对普通家庭儿童自评健康的贡献最大。     

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不完全流动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对这些儿童的学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已有的流出地环境极大地制约着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留守家庭成员也会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是不自觉的行动来回应现实需求。因此在分析父母外出对家庭结构和个人所带来制约的同时,进一步考察父母外出后家庭成员能动因素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2013年CEPS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水平、学习成绩和综合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母亲外出的流动安排对农村留守儿童造成极不利影响;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氛围、家庭及个人的自致性因素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综合发展;学校和朋辈群体环境中阻碍因素的影响大于支持因素;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留守男生的身心健康状况和认知水平优于留守女生,但留守女生的成绩和综合发展能力更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要差异在于身心健康。基于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减少发展代价;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应嵌入家庭视角,自觉顺应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强化家庭责任、发掘能动性,联结多方资源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友好支持环境。     

家庭对流动儿童择校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把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多的公立学校和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这三类学校接收的流动儿童大体上对应于不同的流动人口阶层,依此为参照,分布在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社会网络质量、独生子女比例、家庭教育期望和条件等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在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中,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家庭状况,流动儿童和户籍儿童均无显著差异。     

城市0-6岁婴幼儿父母养育压力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一孩家庭与两孩家庭的对比

为探析城市婴幼儿家庭中一孩与两孩父母所面临的养育压力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以中部武汉市中心城区204名婴幼儿父亲与202名婴幼儿母亲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1)婴幼儿父母在"幼儿教养"与"外界环境"上压力最大.(2)父亲与母亲的养育压力呈现不同的特征.(3)子女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父母养育压力主要集中在亲子互...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丧失独生子女父母的三重困境及其扶助机制——以湖北省8市调查为例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逐渐出现一批丧失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工作停止、生活消沉、社会关系断裂,并出现健康问题;为此,他们要求政府进行物质扶助、精神慰藉,并强烈要求集中居住;但是随着诉求的推进,他们逐渐发现诉求非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陷入三重困境。本研究认为要打破丧失独生子女父母的这种困境,需要构建丧失独生子女父母和国家之间的沟通性文化网络,同时引入风险分担和化解机制,对丧失独生子女父母形成立体性社会救助体系。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陕西为例,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变化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持续下降会显著影响父亲回流,但对母亲的影响并不显著;除此之外,家庭孩子数量、耕地面积及父母个人特征也是影响父母回流决策的主要因素。为此,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开放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住读学校或学生托管机构从而为外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其父母外出矛盾的有效手段。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

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尝试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代际关系操作化为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5个维度,探讨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是如何影响双方的相互支持行为的。研究发现: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代际支持给予和代际支持获得二者之间也产生相互作用,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分别产生积极的中介效应;代际关系中规范性关系的贡献力最大,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均衡且只有规范性关系的1/4左右;代际支持行为中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二者的贡献力同等重要。     

父母心理健康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心理健康对儿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营养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抑郁总体上不会对儿童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留守儿童被抑郁的父母一方照料,其认知能力受负面影响显著;母亲抑郁显著提高女孩抑郁程度;父母抑郁会显著降低儿童摄入高蛋白食物的频率。更高的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于父母抑郁带给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消极影响有一定缓解作用。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发展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为思考和应对农村成年人心理健康、儿童发展、贫困代际传递等公共健康和社会民生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性别、家庭财富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辍学行为——基于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

基于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截面数据中农村教育阶段儿童样本的研究,本文发现,儿童性别、教育阶段、母亲最高教育年限及父亲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儿童辍学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儿童年龄增长性别歧视和家庭财富状况的影响逐渐减弱,并且会在一定年龄阶段改变影响方向。儿童辍学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家庭财富状况由家庭父母教育程度和职业内生决定。     

父母离异、情绪控制力与青少年偏差行为——基于2014～2015学年CEPS数据的潜在剖面分析

父母离异是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选用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得到轻微型、明显型、过激型三种青少年偏差行为。在此基础上,利用资源保存理论分析父母离异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父母离异显著增加了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与无偏差组相比,经历父母离异的青少年表现出轻微型、明显型、过激型偏差行为的概率分别增加了0.1%、4.6%和0.7%;父母离异显著影响青少年早期的偏差行为类别转变,包括由无偏差型到轻微型、轻微型到明显型,而对明显型到过激型的转变没有显著影响;父母冲突低时,离异显著增加了青少年的偏差行为,父母冲突高时则不具有显著影响;情绪控制力在父母离异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家长参与可以负向调节情绪控制力的中介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后半程。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通力合作,重点在于减少父母冲突或离异对孩子的伤害,并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培养青少年的情绪控制力。     

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经济状况分析——基于2010年对全国5县的调查

根据2010年对全国5县(区)的抽样调查,大多数50岁以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生活方面并未真正实现少生快富,他们在晚年经济保障上存在很大问题。目前在养老的经济支撑上是以个人为主、子女和社会为辅的格局。多数家庭自身养老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收入偏低,超过一半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接近80%的父母不同程度感觉经济生活窘困。这些曾为我国人口控制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人养老的经济状况值得关注。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与教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伴随中国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多,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导致的留守儿童规模不断扩大,城乡留守儿童的健康与教育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文章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7~2011年六轮家庭数据,研究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和受教育情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的城乡差异。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文章运用工具变量法构建了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情况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尤以农村儿童突出;对儿童身高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尤以城市儿童突出;对儿童体重产生显著改善作用,超重减少,尤以农村儿童突出;对儿童过去四周内的患病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也因儿童年龄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多源数据分析中国0~5岁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状况及主要特征。不同来源的数据都反映出家庭的儿童照料赤字过大、母亲照料负担过重、母职与父职关系失衡、祖辈的替代照料比重高等特点。这些现实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女性的就业与发展、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缺乏对儿童照料安排的制度支持,尤其是3岁以下正规照料供给的严重短缺。"工作—家庭"平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刚性的社会需求。从宏观上看,儿童照料是人口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从家庭政策的视角,应该加强对儿童照料的支持,包括加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力度,大力发展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正式照料服务,帮助和支持照料者对工作—家庭责任的兼顾。     

家庭背景与流动儿童的留城意愿——一项基于家庭教育内容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7年年末在南京市进行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家庭对其子女“如何与城市人交往”的教育内容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家庭背景的流动儿童是否有着不同的留城意愿。研究发现,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其子女的留城意愿存在着显著影响,而流动儿童的家庭背景差异也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内容。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流动已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点,1984~2006年,家庭式迁移发生概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除了个人特征外,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素变量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