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两个少数民族社区的婚姻状况调查与比较研究

本文以两次田野调查为依据,对两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婚姻状况的比较,由此发现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提出一些建议。     

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变动分析

本研究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首先匹配了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教与现存子女数一致的样本,通过育龄妇女结婚时间与其长子/长女的出生时间差(精确到月)定义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较短,集中度很高,近7成妇女在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的育龄妇女在婚后2年半以内生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总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其中城市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大于农村,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则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育龄妇女的结婚时间和受教育程度对其婚育间隔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大.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90年代中国人口婚姻状况变动分析

90年代中国人口婚姻观念有所改变 ,婚姻关系总的来看是比较稳定的。已婚人口比例高 ,离婚、丧偶人口比例相对较少 ,终身未婚者甚微 ,晚婚已蔚然成风 ,但是人口婚姻状况的变动走向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 ,如独身人口的不断增多、大龄未婚人口难以婚配且性别结构失衡、城镇离婚率持续上升、鳏寡老人的晚年关怀 ,等等。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 ,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后,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2010年,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力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并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对“六普”时点23岁的男性解释力高达78％,对23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50％.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初婚年龄持续攀升,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婚前同居与初婚年龄之间有没有关系?本文基于婚前同居对离婚影响的选择假说与经历假说进一步探讨两种假说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选择假说认为同居者自身特征促使他们追求思想解放,消极地影响着婚姻稳定性,因此与其同居伴侣之间并不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契约。由此推测这些积极影响同居的特征因素会给结婚带来消极影响,婚前同居就会推延初婚年龄;经历假说认为共同生活的经历将会改变同居者对婚姻的认识,他们不再强烈地致力于追求婚姻的身份。他们将会接受婚前同居这种暂时性的本质。很多夫妇认为同居提供了一个婚姻的替代品,结婚的欲望由此下降。因此这也将推延初婚年龄。除两个假说外,同居者想要通过同居搜集更多对方的信息,这种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也将推延初婚年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0年CFPS抽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并检验婚前同居推延初婚年龄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婚前同居使女性与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15岁与0.868岁。在控制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后,婚前同居对女性与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很大且显著,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31岁与0.890岁,证明婚前同居将会提高初婚年龄。这进一步明晰了婚前同居在我国家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推延作用无疑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数量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IV-Tobit模型的估计

在估计高等教育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时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从而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由于女性生育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因此该推迟效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生育率和母婴健康。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本文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与较低教育人口的最终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具有较高的结婚率。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他们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这种婚姻推迟的趋势。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20世纪90年代我国婚育模式的初步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平稳缓慢上升,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在波动中小幅度上升,已婚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初育间隔呈波动式扩大。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