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资源、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教育贫困FGTe指数,使用1995-2016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教育贫困进行量化研究,就低生育率背景下公共教育资源投入与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的教育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变动的敏感性在不断增强;教育贫困发生率在地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西南、西北各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第二,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中,教育财政支出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但其长期的综合效应在下降,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和地区差异。尤其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市、自治区)中的一些地区并未表现出积极的效果。这说明在这些地区教育财政支出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增长率都存在严重不足和滞后性,这是导致该区域教育贫困发生率长期偏高的重要原因。公共教育资源减贫效果的省际和地区差异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第三,从家庭教育资源对教育贫困缓解效应的时间趋势看,低生育率背景下,伴随着生育率转变,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日益突出,而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对教育贫困缓解的长期实际效果在减弱。因此,应对教育贫困不仅要关注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地区差异性和投入的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农村老人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关联度分析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养老模式的变迁,农村人口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老龄人口在养老上不仅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同时由于成年劳动力的外流,在养老服务上也面临着供给不足。农村老龄贫困家庭尤为值得关注,老龄人口的自理能力是否会对家庭贫困产生影响?家庭贫困与老人自理能力及服务需求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基于此,文章以精准识别家庭贫困成因为思路,以老龄化为视角,探析农村老龄人口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三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具体方法是基于CHNS数据库1989²011年9次调查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别对各个假设进行面板Logit回归估计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农村老人自理能力与服务需求显著正相关,与低收入家庭、家庭规模呈现显著负相关;老人服务需求与家庭收入、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自理能力对服务需求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服务需求满足程度、个人收入与医疗保险对老年家庭贫困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自理能力对农村老人家庭贫困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老人家庭中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也有显著的关联性。因此,自理能力、服务需求与家庭贫困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针对农村老年贫困家庭,应优先满足其经济和健康需求,从而为精准识别老年贫困和精准帮扶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农村老龄人口养老服务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进程间的动态联系——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和贫困的收入分配偏弹性的性质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进程之间关系的统一框架。文章着重探讨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值对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贫困效应的影响,并以中国农村为例,来实证检验它们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及政策含义。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十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也成为我国城市减贫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和2007两次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层面对我国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我国有8.70%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下降了9.7%和11.5%;2007年我国有59%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幅分别达到79.2%和87.8%。目前城市低保的重点救助对象是单人户、单亲家庭、老年人口比重高、失业率高的家庭,以及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上述特征与我国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负担加重、持续性失业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新疆农村贫困程度测度与扶贫资金动态绩效分析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特殊地区,扎实应对和稳步解决新疆贫困问题,事关祖国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首先,通过测算1994—2009年FGT贫困指数后发现:新疆农村的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变化趋势具有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而且近几年减贫速度明显放缓,甚至有趋于加重的趋势;新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也不容乐观,正处于危险的边缘。然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扶贫资金对贫困程度的动态扶贫绩效,得出以下结论:信贷扶贫资金的整体表现最佳,财政扶贫资金作用居中,以工代赈资金则在降低贫困强度方面表现较好;同时,总结出以下规律:当贫困程度较深时,具有较强盈利性的信贷扶贫资金和较强扩散性的财政扶贫资金更为有效;当由大范围贫困转为少数人贫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以工代赈资金更为有效。     

我国农村贫困老人生活保障力度与经济适应性地区比较分析

本文借鉴社会保障测度模型．运用贫困老人生活保障深度指标、贫困老人生活保障水平与宏观经济偏差指标、贫困老人生活保障力度指标,利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2年到2007年闻贫困老人生活保障水平和各地区人均GDP等宏观经济指标。来测度我国农村贫困老人生活保障水平,并分析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判别分析显示：各地区贫困老人生活保障相对序数基本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划分相一致,我国各地贫困老人生活保障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只有辽宁、福建和山东保障水平偏低,宁夏和新疆保障水平偏高。但从贫困老人生活保障与经济的偏差来说．存在偏差较大。东部地区一些省份虽然贫困老人生活保障的绝对水平高于全国．但相对水平还有待提高。     

外出务工、家庭老人特征及农村家庭贫困的关联研究

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泊松回归模型,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2006—2011年间四次调查面板数据,分析家庭外出特征及家庭老人特征与家庭贫困发生次数的关联性.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外出次数、 有无老人及老人生活质量等变量与家庭贫困发生次数有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对家庭外出特征研究发现,家庭老人特征、 贫困发生次数及上年是否从事农业等变量对外出特征有显著的影响,且外出次数与外出人数也呈现出显著相关性.为消除内生性影响,引入工具变量外出工资收入后,发现外出工资收入与外出次数、 人数都有显著正相关性,老人生活质量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外出次数,家庭有无老人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外出人数,老人有无慢性病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外出人数.     

市场转型、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贫困缓解：以广州和兰州的贫困居民为例

使用广州和兰州的实证数据,在对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测量的基础上,对贫困居民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传统体制资本与贫困居民的贫困缓解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的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意义,但是人力资本、体制资本对个体生活机遇建构无显著意义。文后对市场转型论进行回应,并对城市贫困居民主要资本类型作用的制度环境进行了解释与讨论。     

边缘与消极:农村光棍群体的贫困类型及生成机制分析——以湖北Z县G村为例

农村光棍成为当前精准扶贫的重要对象.光棍群体的贫困主要有经济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三种类型.经济性贫困是光棍贫困的最明显特征,光棍群体的劳动力残缺或劳动动力不足导致其收入较少、财富积累少.社会性贫困指光棍群体在村庄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低,处于村庄社会阶层中的边缘位置和最底层.光棍的文化性贫困主要是指他们在生活意义和价值层面上的缺失,进而形塑出光棍群体在家庭和村庄社会内消极性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表现.针对光棍群体的精准扶贫,不仅仅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加大对光棍的培训引导,在社会层面形成对光棍群体的支持和帮助.     

关于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贫困与政策取向的深层次思考

通过对人口增长与环境退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人口增长是环境恶化和资源过快耗竭的关键原因.而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的稀缺又导致贫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取向--除了关键依靠科技进步和控制人口增长外,还应加强城镇化建设和停止误导性的开发.     

西北地区城镇居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西北地区五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发展省份,作为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阻碍了城镇功能的充分发挥,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西北五省FGT贫困指数的测算发现,陕西贫困状况改善最为明显;甘肃和宁夏也有比较明显的减贫效果;青海成为目前西北五省中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省份;新疆贫困控制效果差,贫困问题突出。与全国相比,西北地区仍然是城镇贫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地降低城镇贫困,收入分配不均却加重了贫困程度。对西北地区而言,减贫不仅要追求经济效应,更应关注社会公平。     

中国的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

文章利用1999年住户抽样调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算城市失业率、贫困率及基尼系数,并预测今后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1)城市失业率较政府公布值高出近3倍,特别是“下岗失业”问题尤为突出。(2)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加剧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3)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4)居民的收入分配在持续恶化。文章还指出,依据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尚处于基尼系数上升时期,因而在达到峰值之前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这有可能成为社会和政治不安定的因素。     

收入结构变动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住户为例

文章测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21年来的贫困状况及其变化,使用Shpley值法按照收入来源分解贫困指标,以此为基础研究收入结构变动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家庭经营收入对贫困减缓的贡献份额最大,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工资性收入的贡献份额在1999年之后大幅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贫困的影响较小.     

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特征及成因——基于能力“剥夺—阻断”框架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贫困时长、受剥夺能力与脱贫概率相统一,利用"剥夺—阻断"框架研究多维贫困持续性,并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资料和Logit回归方法得到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的能力分布,同时检验教育缺失代际传递形成持续性贫困的中介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贫困达到二期后,家庭继续贫困的概率显著提高。医疗负担、生活结余等健康及生活质量缺失可在约50%的贫困期被阻断,而教育缺失却伴随着贫困期延长始终存在。弱势家庭低效人力资本代际累积显著延长家庭贫困时长,降低未来脱贫概率。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2020年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持续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基于德国的数据与经验

人口老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增加了老年贫困的概率。对此,德国主要采取两项对策避免老年贫困：养老保障是第一道防线,里斯特／吕鲁普养老金、最低养老金等都是重要的政策选项;社会救助提供了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借鉴德国经验,中国应通过完善多支柱模式并逐步扩大第二支柱比重、养老保险参量改革、建立老年低收入群体收入保护机制、建立健全老年社会救助制度等措施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安乐死的成本与效用分析

安乐死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涉及的问题也十分广泛。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于安乐死进行分析,以期从安乐死对于个人、家庭、社会的影响以及安乐死存在的原因、意义的角度探讨中,使人们对于安乐死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