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文章根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使得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普遍增强个体留城意愿的同时,以大学专科学历为界限,高学历者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居留意愿.收入水平的增加显著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居留意愿,以6000元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在追加了住房支出变量后,发现伴随着住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同时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表现出抑制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 ,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 ,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和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和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在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外的更广泛领域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问题。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内部分化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利用2009年在温州市进行的人口结构变化专项调查资料,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采用数据交叉分析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的分化,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分类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尚未有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打算,但滞留趋势明显;打算最终返乡的流动人口比例较高,非永久居留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存在明显分化。结合以上分析,讨论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分化对制定流动人口政策和选择城市化战略等方面的思考。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用2005年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发现经济收入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较明显的影响.最显著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城市社会融合几个因素之间.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

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来居留地点的选择受到父辈的影响.文章基于反事实框架,发现父代流迁经历与子代居留意愿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父代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流迁经历除了具有直接的影响,还将通过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子代的居留意愿.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母亲的流迁经历会产生直接影响,父亲流迁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人们做出居留决策时,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受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父代的流迁行为将对子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有助于未来子代实现“留城”行为.     

政府姿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     

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CMDS2012-2018数据的分析CSSCI

基于CMDS 2012-2018和年鉴数据,本文采用Arcgis可视化和Stata回归分析可知:空间分布上,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走低,与内地呈“剪刀差”趋势,局地分为“虚空化型”“稳定型”“波动型”和“聚集型”;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县域居留意愿更高。人群分型上,边境县域多吸引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流动范围上,迁入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迁出以向东部跨省为主。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上,个人社会特征作用方向不一致,呈“乡迁城”“低文化”和“家庭型”,但经济与社会融合变量作用相对稳定。其政策寓意在于:“经济人”“社会人”属性共同作用于该群体的居留意愿,“逆虚空化”政策调适需推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     

东北流出流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比较研究

东北人口流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利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以东北流出流入人口为样本,重点研究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差异,定量研究发现东北的高学历人口流失严重,非农户口人群高比例流失,年富力强者和事业有成者偏好于非东北地区。从更好地发展东北经济的目的出发,提出重视东北本地人才、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步伐的政策建议。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城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居留意愿和行为是外来人口迁流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但又缺乏深入研究的内容。本研究试图以苏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城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和居留准备的影响因素,辨析外来人口居留意愿和居留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变量、迁移变量和制度变量（户口性质除外）都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变量产生边际显著影响,而人口学变量无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是否家庭迁移、月收入、社会融合程度、是否省内迁移、是否有子女在苏就读等变量对居留准备产生显著影响,其他变量未产生显著影响。居留意愿和居留准备对实际居留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它们不是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量与实际居留状态之间的中介变量。最后,论文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改进和深入研究的方向。     

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和代际观念

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家庭照料行为对老漂族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照料行为对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有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照料晚辈型的老漂族与子女共同居留在城市的意愿显著降低。就人口特征来讲,健康状况差的老年男性不愿意与子女共同居留在城市的倾向更为明显,社会融入与生活习惯制约了老漂族的居留意愿,这可能与代际均衡重心下移导致的养老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及传统的性别分工有关。整体上老漂族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意愿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家庭照料分工影响下的部分老漂族表现出不愿意继续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倾向,表明部分养老需求出现分化,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的约束与社会文化模式的惯性等因素使多数老年人在面临养老选择时不得不依赖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