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二代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向更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趋势的背景下,二代流动人口这一新生群体的规模和重要性将日益扩大,但目前学界对该群体的学术关怀还很欠缺。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地考察二代流动人口的基本样貌,系统描述该人群的多维特征。结果发现,作为流动时代中日益分化的流动世代,二代流动人口有着独特的代际特征,具有性别比偏高、多因社会原因而流动、家庭规模较大、居住安排随迁性明显、居住方式"离工厂化"和"归家庭化"、住房自有率高、就业领域逐渐扩大和职业结构不断改善、城市居留意愿强等有别于流动人口整体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鲜明特征。同时,二代流动人口亦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仍延续着以农业户籍为主、由中部向东部跨省流动、就业渠道单一、就业层次不高、社会保障"双重缺失"、本地购房意愿偏低等特点,依然印刻着流动人口的"烙印"。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解析 ——基于定居意愿的比较

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是一个兼具独特性与复杂性的流动人口群体.虽然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的诸多特征看似介于非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与务工型中年流动人口之间,但是,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健康状态与在业状况对定居意愿影响模式的分析与比较发现,生命周期及代际支持理论对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适用性远高于市场...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已呈现举家迁移趋势,农村随迁父母规模也将继续增加。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有重要影响,但目前流入地政府和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利用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的农民工随迁父母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模式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农村流动家庭的代际团结,女儿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子女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随迁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而社会养老逐渐成为农村随迁父母的养老选择之一。本文是将代际团结模式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村随迁父母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同时可以为流入地政府制定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中国妇女未婚先孕的模式与影响因素

未婚先孕和婚前流产不仅反映中国青年婚姻和性相关的观念、实践的变化,也意味着潜在的健康威胁与公共服务需求.文章针对既有研究的数据偏差和理论不足提出改进的数据采集方案与解释框架,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生育史信息,对流动人口未婚先孕水平和模式进行探索,并采用竞争性风险事件史模型验证了婚前流动对未婚先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流动妇女中有20％～25％会经历以生育结束的未婚先孕,加上以流产结束的部分,未婚先孕发生率会更高;婚前流动会显著提高未婚先孕几率;初次外出时年龄越小,流出时间越长,未婚先孕几率越高;婚前流动经历对农业户籍、教育水平较低的流动妇女发生未婚先孕的影响更大.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京怀有更强的期待;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地理梯次流动、职业梯次流动和家庭梯次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地理梯次流动受到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和父辈的"探路者"效应的影响,职业梯次流动受到流动经历、职业稳定性以及与流入地居民来往状况的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受到家庭成员特征、耕地面积、流动经历、流入地亲人数量的影响。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1997-2015年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评估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家乡父母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对照组,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留守父母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显著增加2.7%,65岁及以上的留守父母IADL受损概率显著增加6.1%。这种负面影响也显著地体现在对留守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研究发现留守父母的生活满意程度显著低于非留守父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亲的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和女儿相比,儿子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道路上,农村地区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此,政府部门应出台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政策,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减少子女外出务工引发照料缺失给父母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调查"数据,综合其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出地及迁移过程的相关信息,对迁移所带来的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迁移方式以及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相关社会、经济背景均会对他们的养老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迁移在提高流动人口经济赡养能力与维系其对父母的传统养老责任方面存在冲突—在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同时,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削弱了其原有的养老意愿。研究还指出,就外出者在流出地所处的大家庭而言,他们与父母之间仍旧延续了传统的代际互惠和交换模式,成年子女之间保留了资源分配优化的群体合作分工方式,外出成为调节子女之间养老分工的重要特征。     

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流动前后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变化;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城镇户籍人口生育观念信息,比较分析了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表明,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但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代际差分与户籍之别

流动人口群体较低的养老保险参保水平一直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代际差分和户籍之别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在参保中的弱势地位。2013年东北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研究显示: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社会特征对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分和户籍之别上更加明显;平均参保优势的代际差异主要由禀赋特征差异所引起;地域歧视是造成平均参保优势城乡户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诸多因素上由乡村劣势引起的歧视影响要显著大于城镇优势所引起的歧视程度。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