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迁移的中国城市体系演化预测研究

从中国城市化的本质———人口迁移网络出发,考虑所有城市空间单元以及城市间人口迁移联系在内,开展人口迁移和城市体系的综合性研究,探讨中国城市体系演化机理,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拓展到多区域,引入地理空间异质性,构建空间参考明确、全域均衡、空间单元之间存在明确人口迁移机理的城市体系模型。通过实证检验,该模型的模拟结果较为接近实际情况,模型拟合精度较高,可以用于城市体系演化预测。根据目前中国实际国情和国家政策导向,本文在三种大的城市化情景下根据中国各城市间人口迁移来预测中国未来城市体系的演化,即把整个城市体系视作一个通过人口迁移相互联系的网络整体来预测城市人口变化情况,从而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流动人口管理、公共服务改进和城市等级体系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

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为基础,就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选择性、区域性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和家庭因素的驱动;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地理空间特点,空间距离虽然与人口迁移流动有一定的关联,但在选择空间距离的测量指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交通时间缩短的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中,迁移流动信息、收入水平差、人口数量差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正向指标,而城乡分布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负向指标。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将雾霾污染卫星遥感数据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采用网络自相关和空间重力模型等方法,实证揭示了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迁出地之间的空间集聚最为明显。(2)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每提高1%致使人口迁出和人口迁入分别下降0.297%和0.355%;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因素是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拉力,高校生数量和气候等因素为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推力。(3)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雾霾污染并非当前人口迁移的关键动因,提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仍是地区人才竞争中有力的杠杆,但随着"十四五"时期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推进,雾霾污染将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应尽早关注雾霾污染给人口迁移带来的潜在挑战。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和空间分布的新特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1990年和2000年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综合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人均GDP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针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地缘效应与驱动机制:男女有别吗?

文章基于空间OD模型和“六普”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的地缘效应、驱动机制与男女差异.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1)中国人口迁移流内含显著的空间依赖,其中迁出、迁入地独立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促进人口迁移,而迁出地-迁入地交互的空间自相关效应阻碍人口迁移.(2)总体上,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受迁出地推力作用弱于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表明人口迁移更多是出于对迁入地的“美好预期”,而非对迁出地的“过度抱怨”.(3)人口迁移流的驱动机制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迁移流受驱动因子的影响强于男性,女性的失业风险、就业歧视更为明显;男性在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上受空间依赖的影响强于女性,这与性别禀赋和社会环境有关.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2015～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宏观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造成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人口迁出省份昔日东迁人口“逆势”回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导致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呈分散化及其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分析其影响因素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已显弱化;空间因素的作用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出现减小趋势;开放度等良好的市场化及人文社会环境已对迁移人口选择目的地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各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省际差异。     

我国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态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三大都市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承载区和人口承载区,对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来说很具有代表性。本文运用空间统计中有关方向和距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地区之间人口迁移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差距、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气候差别。根据分析结果,参照吉佛的引力模型建立三大都市圈与全国其它各地州市的人口迁移量模型。     

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

利用１９８８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本文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在决定个人是否进行省际人口迁移方面有着显著影响作用。 利用该次调查提供的省际人口迁移“时间”信息，本文对“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利用人口迁移发生时点上的个人特征来分析个人进行省际人口迁移的概率，比利用调查时点上的个人特征来分析个人进行省际人口迁移的概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人口迁移和流动对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一、人口迁移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 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正常情况下,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总是同步进行的。过去30多年,我国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有一段时期也大致是这样,但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进程之间往往显得关系不密切。因素之一是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高,既影响城镇吸收乡村人口的数量,又增大了总人口的基数,从而影响了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素之二是非经济性人口移动影响了人口城镇化的正常行程。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工业和其他建设陷于停滞和萎缩状态,阻碍了乡村人口向城镇的正常转移,加上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人口城镇化进程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总的说来,     

中国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空间模式研究

本文主要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人口迁移量的分布、长三角区外省际迁入人口对区内迁入目的地的选择以及长三角区内城际人口迁移流向形态等几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及其特征,从一个视角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上海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

距离是阻抗人口迁移的重要地理因素。一般地说,随着距离的增大,人口迁移量趋向减少。但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地域层次的人口迁移,由于所受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差异,距离因素影响的大小将有所不同。本文拟对上海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影响的关系进行探讨。具体地说,即从迁入与迁出两个方面,分析距离因素对上海省际不同地域层次人口迁移     

教育发展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在影响迁移的因素当中教育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确实发挥显著的作用。从全国总体来看,教育对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城市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也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然而,县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均呈现正向作用关系。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层级递进式的迁移情况。这种层级递进的模式实质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高校扩招对城乡青年人口迁移的影响

我国高校扩招带动了大批青年进行跨城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大学生群体成为仅次于农民工群体的第二大迁移人群。高校扩招为青年人口迁移提供了机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率是引发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在驱动力,而教育的投入成本与教育回报率是教育投资的关键因素。文章基于人口迁移与高校扩招之间存在的概率关系,利用我国省市级城乡教育数据和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建立概率迁移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异与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明显提高了农业户口居民和非农户口居民的教育水平,对非农户口居民的影响更大;高校扩招对农村地区高等学历人才数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市则有明显影响。即高校扩招使得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迁入城市,这就导致城市的高学历劳动力数量不断上升,而农村更加缺乏高素质人才。因此,应加大新农村产业开发,提升大学生回乡就业和创业率;合理布局高等院校,实现教育资源向三四线城市均衡化发展;提高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加快落实地方人才保障计划。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国内外城市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研究1990²010年间城市增长,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并且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人口迁移通过增加当地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经济集聚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制度性限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浅析

80年代后期以来 ,人口迁移中的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影响中国人口迁移的相关因素。本文认为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 ,但其中距离、经济因素和人口变量因素起主要作用 ,这符合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