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分为三”与辩证法

辩证法认为宇宙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也是统一的。本体“A”的内部必然地发展异化为“A”与“非A”即“B”。在本体发展变化的系统里，每个层次内部的A、B、C、D、E、F……及其相互之间表达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逻辑关系；而在A、AB、ABC、ABCD、ABCDE、ABCDEF……每个层级之间表达的是事物发展的价值关系。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研究人类历史的种种哲学辩证法形成及其相互之间旳同一关系，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具有同一性的哲学辩证法体系。历史中所有哲学辩证法形式及其之间旳同一关系都会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道立于二，物成于三。事物是“一分为三”的。“一”为一个事物，“二”为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双方，“三”即是矛盾双方经过对立斗争形成的具有新质的“一”即是“三”。“一分为二”是特殊时期特殊状态下事物存在与运动的规律；“一分为多”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也是事物存在的规律；“一分为三”能够包含与表达“一分为二”“一分为多”，是事物存在与运动的最普遍规律。“一分为三”既是辩证思维的全面而准确的简明表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最璀璨的明珠。     

时代新发展需要新的哲学认识路线

当今时代出现的迅速而剧烈的新发展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世界的方式,探索如何实现对事物的预见性认识。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除了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事物自身还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间部联系。间部联系的提出,能够让我们 从可持续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事物,洞察事物的导源与归宿,用“认识链”应对“问题串”和“矛盾群”。     

概念史研究的视域与实践：读方维规教授著作《历史的概念向量》

概念史是人文学科中以概念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概念史可被视为“历史语义学”,即在语言和事物关系的维度上论述概念与历史之间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方维规教授是国内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出概念史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视域与实践。通过交流与论争,他的研究揭示出概念史与“话语分析”“历史语境主义”及“关键词”等类似研究模式的异同。     

论“彼在”及其本体论意义

“彼在”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抽象的存在者,是因时因地因缘而存在之在。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彼在”最贴近“在”,是刚刚“有”了内涵,“有”了规定性。任何存在者,都必须有时间性、空间性和一定的缘由条件的因素,是因为时间性、空间性与因缘性而得以显现。“彼在”在本体论研究中具有历史地位：一是中西哲学本体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二是使本体论传统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生质的变化,使本体论研究回归到依从本体发生的原点上;三是拥有事物发展的历史性、科学性和逻辑性与实在性、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反思中国现当代绘画中的"空间表现"问题

绘画的空间表现问题是艺术创造以及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人的对象化“视界”与心灵“化境”所构筑的双重“空间场”的意义上。以空间为存在方式的绘画艺术就其实质而言是绘画主体对“空间事物”存在方式的意象性把握与美艺性创造，主要表现为绘画主体在具体的视觉对象与个性化审美心理的基础上运用多维绘画技法实现对“空间事物”的艺术展现。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词性与修辞

词性,是指词在语言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性质。某个词按照它所具有的语法特征应归属于某一类,这个词就具有了某一类词的词性。词性是对个别词进行归类的结果。比如“英雄”,是名词。名词,是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的。它不能够表示动作、行为或者人和事物的性质、状态,因而,一般都不能够把它当作动词或形容词来使用。比如我们可以说“他是个英雄”,但是不能够说“他英雄了”。     

关于“本质属性”概念——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关于概念的定义问题,李先煜同志在题为《概念反映什么》一文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其中否定“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定义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李先煜同志否定这个定义的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赞成“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定义。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有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概念存在,当然也不否认对象有本质属性,不否认“本质属性”这个概念本身。 李先煜同志是从否认事物有本质属性,进而否认“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这个定义的。他认为,“本质属性”这种提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的主要理由是:本质是内在的一般的东西,而属性是外在的特殊的东西;本质与属性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本质”来限定“属性”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李先焜同志的这种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 首先,李先焜同志关于事物属性的定义是不确切的。他说:“所谓属性,就是事物的本质(或事物的质,在这里本质与质是属于同一序列、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在与其它事物发生某种关系时的外在表现。” 这个定义有两处不确切: 第一,在这里,发生某种关系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与其它事物,而是事物与其它事物     

迈向“互构实践”：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经历了从“权威为本”向“证据为本”再向“互构实践”的转型过程,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割裂性”转变为“更深层次的融合”,逐步迈向“互构性”动态结构,这为解决我国社会工作在知识体系和理论建构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的历史脉络,总结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建构与实践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以及“互构实践”发展趋向;其次,解析了“互构实践”的三层意涵,探讨了“互构实践”的核心理念及其相互关系,发现“知识”与“实践”的“互构性”关系建构促成了更深一步的方法综合与行动反思;最后,结合国内研究与西方经验,总结了树立促进“知识”与“实践”之间深度融合的意识、拓展基于“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本土反思性知识结构、发挥“专业知识共同体”在长时段、持续性实践过程中的角色功能等启示,以期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整合与理论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     

内容表现的“日常性”与文本表达的“作者性”——论中国“第六代”导演电影风格特征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有着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日常性”类似的特征,这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在表达方式上的特征则与法国新浪潮电影“作者性”相似。前者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中国“第六代”导演挣脱“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宏大历史叙述”方式后自由表达的结果。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传承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致使“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艺术境遇方面与二者相比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只是当我们在共时的层面将他们进行横向审视时,仍然能够发现其“日常性”与“作者性”方面的突出特征。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从日本歌论来看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对和歌的影响

“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文化话语含蕴”。细读日本古代著名和歌歌论著作,就会发现,中国阴阳五行思想1600多年前东传日本,不仅影响了日本古代和歌的起源,还从内容到形式,即从五七五七七句调的固定形式到“花”“心”“实”等关键歌论概念,都对日本和歌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在日本古代和歌歌论中的话语蕴含,可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域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     

学科教学知识新突破:教学策略“U-S”双向共创机理

教学策略由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心理引导和教学监控等条件性知识以及教师教学经验、反思、行为习惯等组成,具有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特征。其中知识部分属于学科教学知识(PCK)范畴,具有情境性和多种知识融合的特征。学科教学知识的“特殊整合”,不仅需要相应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还需要情境性教学经验。然而,中小学教师有经验缺理论、高校教师有理论没经验的问题普遍存在,形成教学策略与教学行为之间双向转化的瓶颈。为此,大学和中小学教师需要以外部利益驱动构建协同共创平台,在相同教学旨趣吸引下组成优势互补的研发团队,形成突破教学策略转化瓶颈的分层赋能与共创机制。“大学―中小学”(“U-S”)协同共创,应注重从教学策略理论知识传授到教师教学行为转变、从学习名师经验及其教学策略创新到新教学策略文本形成的转化与共创过程,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教学策略知识,将其以陈述性、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形式融入师范生实训教学,进而实现对现有学科教学知识的新突破。只有构建“U-S”共同体,协同实现教学策略的“理—实”双向共创,才能赋予教学策略以“内容、形式和旨趣”三个维度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才能发挥双方优势,形成规模更大的教学策略创新平台。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认知视域下的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数据“存储-分析”模式具有认知功能,与“心-物”交互中的核心要素和发生过程之间存在契合点,在相互作用的结构和功能上具有共性,在分析内容和形成机制上也有交集,二者可以相互诠释、相互解读。物联网技术也为“心-物”问题的探讨提供崭新的视角并拓展了新的内容,当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知与识：论知识与技术及其关联

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基于知识的某种创新或属于知识的分支。物在认识论的层面即理论科学的层面,是经由“起诉”而被纳入“范畴”的存在物。由此,在范畴的序列中只要有物存在,它就是存在物,它不仅符合知识的秩序,而且服从于作为生产的技术将其带向在场的摆置与设定。在技术停摆之处,知识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为技术打开新的生产视角与进程,而这一生产之完成又伴随着对知识的再创制、再生产。因此,如果将知识理解为存在物层面的知识,即科学知识,那么,技术与知识的关联便凸显为：作为“生产”的技术为存在物层面的理论科学奠基,而对知识的探求,实质上是对技术所擅长的“缘起—招致”的生产方法的探求,即对技术本身之探求。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红楼三钗”到现代女性形象之塑立

“红楼三钗”(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是一组既有异同但又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古典悲剧才女,以中华传统文化与女性观的视角来解读,可领略人生另一层面的生命味道。在崇尚女性主义的“她时代”,在“野蛮”“性自由”被少数人当作新女性标签的时下,“红楼三钗”身上所具备的淑女气质和风范,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现代女性当学习借鉴“红楼三钗”以解析这个时代所流行与负载的东西;新生代“红楼三钗”当用心灵来化解情感困扰以建构生命坐标;时代呼唤新新“红楼三钗”——现代淑女,有独立人格且能不断反省,在事业和家庭中领悟多元化的人生价值。     

儒家境界说对实现生态自我的启示

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是奈斯深层生态智慧核心,但同时存在着生态学作为基础的科学性自我的缺陷。儒家的天人之学讲“天人合一”、“尽心知性”和“民胞物与”,是整体性自我潜在的境界。生态自我的“心”是天地的“心”,“性”是万物的“性”,“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这样能够消除“大我”的界限,实现“民胞物与”,真正超越自我的生态和谐世界。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