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的黄河水患与地方社会——以归德府为例

明代河南归德府河患频繁,特权阶层和卫所军户等趁机兼并大量民田和滩地,导致里甲民户赋役过重,民间宗族组织较为薄弱,特权阶层则凭借特权占据地域支配地位。     

明代总督与边疆治理——以陕西三边总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与管理,先后在两广、陕西三边、宣大等地区派设总督。其中陕西三边总督最初称为总制,通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定制。在此过程中,其职权的行使受到了某些阻碍,影响了御边作用的发挥。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其职权在不断扩大,已然超出了军事事务的范围,渐由应急性质向地方管理方向发展,对陕西三边地方的建设与管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其对四镇巡抚的节制愈加严厉,与其他地方官的往来亦愈加频繁,从而加强了其与当地权力系统之关系,成为边疆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文牍之风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以书吏舞弊为例

明代文牍之风盛行,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前所未有。它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级衙门中的书吏利用文牍之弊从事各种舞弊活动,方式主要有化简为繁、篡改公文、改写招草、毁弃变卖公文和挟制愚弄长官等。对此,明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和治理措施,如提倡删繁就简、制定统一格式、要求各级官员亲理政务、加强立法等,无奈由于文牍之风愈演愈烈等因素影响,书吏之弊不仅未能消除,反而积重难返,给地方政治造成了极坏影响。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治理:自治权为中心的分析——以恩施自治州为例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以自治权为中心,通过个案展示分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施行30年来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中政治、经济、文化不同面向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建构一个包容性社会文化与政治架构,注重民族地方治理中少数民族公民有效参与,进一步落实民族自治法制建设,最终实现民族地方治理现代化。     

明代地方医学的教育功能——以广东为例

明初王朝对地方医疗颇为重视,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成为地方官衙一部分.医学的职能主要是培训地方医疗人才、负责地方卫生事宜.明代广东县级政区几乎均设医学,对医学文献整理、人才培养均有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信巫轻医的习俗.     

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以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发展的迫切需求与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相矛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求与参与机制、参与渠道缺乏相矛盾;治理模式突破需求与政府角色难以转变相矛盾等。以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的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提出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策建议。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明代宗族与地方教化——以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为例

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在明代曾显赫一时,其家族并无达官显贵,乃以孝义著称于世,仇楫等五兄弟所立的《仇氏家范》、《乡约》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宗族学习的榜样。在规范家族成员活动的同时,仇氏家族还特别关注公众事务,所作的诸多慈善事务为仇氏家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崇高的声誉。到明末时,该家族迅速衰落,可作他人警醒之戒。     

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转向——以N县社区建设为个案

N县社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迅速兴起到近乎停滞的短暂过程,这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实效,但缺乏可持续性,根源在于运动式的治理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只能形成制度的外壳,即组织机构等,不能形成制度的内核,即不能使制度成为受众的共同意识。政府的治理应该着眼于培育制度的精神内核,运动式治理应该转向常态的更具制度理性的治理。     

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

毛纪在文化活动中,体验礼制文化,增强对其理解;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毛纪作为首辅,亲历大礼议,其礼制思想受到冲击,宗族生活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由坚持礼制,维护大宗法,保守不灵活,转变为主张礼以义起,不拘泥宗子说,呈现合乎礼制的变通特点。他的宗族思想是士大夫文化对宗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映照了士大夫宗族生活理念的嬗变历程,体现出社会教化思想在宗族建设中的实践作用,促进了礼制与宗族生活的融合。     

教育强国背景下地方高校治理现代化探究——以M大学为例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部署对高校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治理现代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大学推进内涵式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以M大学为例,分析地方高校在治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实践中调整和优化制度供给、健全和完善决策机制、坚持和推进依法治校、改进和提升信息化水平等实现路径,为地方高校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     

明代王府香火院的土地优免问题——以山西太原崇善寺为例

明代分封制度的施行不仅使地方出现大量王府香火院,其寺产问题亦随之变得复杂。洪武年间晋恭王授封太原府,对府城内的崇善寺备加垂青,不仅组织重修工程,亦拨赐田土为寺庙供奉香火。但永乐后,王府政治权势发生变化,崇善寺的寺产及纳税问题也随之受到质疑。为了逃避赋税,崇善寺不得不在依靠王府力量与撇清同王府关系间摇摆,在朝廷试图进一步控制地方寺庙土地的过程中与之展开博弈。崇善寺内所存碑刻在逐渐清晰其香火地界限、范围及收益去向的背后,既展现了王府在地方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一面,也反映出寺庙在应对政治环境变化时的灵活特点。     

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

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甚为密切,贡赐关系成为维系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朝贡制度,以达到有效治理藏区的目的。藏族地方进贡当地土特产,贡马尤其受到明廷的重视。中央王朝对藏族地方僧俗首领及其所遣使臣入朝,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其赏赐,一般都远远超过其所贡物品,赏赐中茶叶最为重要。贡赐关系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明王朝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关系,显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确立其对周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论地方市场封锁与政府治理创新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与地方保护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区域经济问题之一,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严重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WTO的相关规则。本文指出了地方市场封锁的内容、表现形式与危害,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根除封锁的有关政策建议。     

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

明代兵变,自嘉靖朝起便进入了高发期,规模也逐渐扩大,对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甘州兵变发生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交替之时,不仅开启了嘉靖朝兵变的序幕,且对后来诸多兵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嘉靖朝乃至明代中后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甘州兵变同嘉靖朝其他兵变相比,持续时间较短,规模相对有限,故关于甘州兵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对甘州兵变的时代背景、基本过程、明廷应对策略、总兵李隆责任的界定以及兵变的原因与影响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述。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权在民族社会的确立—— 以青海藏族游牧区为例

民国建立以后,青海省政府加强了对青海藏族游牧区的管理力度,其基本方式是任免部落头人,取消部落的治民之权,废除寺院的政教合一体制,重组部落等.伴随着这一过程,青海省政府的行政治理权在藏族游牧社会得以确立.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