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系年考

《与湘东王书》是萧纲写给萧绎的一封书信。《书》不作于中大通后期,因为东宫文学集团的构建情况和萧纲当时的处境与这封书信的相关内容不符;而应作于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时,即大同六至八年。此一结论有助于了解宫体蔓延京师的时间,还原梁代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论宫体诗

一“宫体”之名,最早起于人们对徐摛作品的称呼?读菏椤ば鞊ご吩?“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徐摛由于周舍的推荐,曾做晋安王萧纲的侍读,中大通三年五月(531年),萧纲入为皇太子,徐摛随之入京簿驮谡庖荒?他的诗体在春坊即太子的东宫流行起来了。东宫尽学徐搞体,自然包括皇太子萧纲在内,所以《梁书·简文帝本纪》载:“(帝)雅好题诗,共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宫体。”但是由于《玉台新咏》没有收录徐摛的作品,他残存的几首诗也看不出宫体的特点,而简文帝以太子和皇帝的身份写作宫体,影响很大,后人往往根据上面达段话,以为宫体是由简文帝的诗歌而得名的,误将景从响应者当作了始作俑者。     

宫体诗评价问题

在我国文学史研究中,宫体诗几乎是被否定的。今天看来,这种评价或许还可商榷。(一) 究竟何谓宫体诗?“宫体”之称,起于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宫”即“东宫”(太子所居)之意。《梁书·简文帝纪》云,萧纲为诗“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同书《徐攡传》则说,徐攡作诗“好为新变”;他任萧纲的太子家令时,其“文体既别,春坊(即东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里只说到宫体诗是一种“新变”的文体,具有“轻艳”的风格,未说出其具体内容是什么。《隋书·经籍志》则说萧纲之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也就是说,宫体诗是艳诗,其内容是描绘女性和男女情事。刘肃《大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詹福瑞宫体诗，顾名思义是产生于宫廷的诗，学术界亦多认为宫体诗产生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作为诗歌流派来认识这一文学现象，有必要勾勒出这一诗派的诗人群体。梁代宫体诗派的领袖人物是简文帝萧纲。宫体之兴，主要是因为他的爱好与提倡。《梁书·简文帝...     

萧纲赋考论

现存萧纲赋按内容可分为述志赋、抒情赋、咏物赋、宫体赋、游戏逞才赋五类,其中宫体赋最有特色。萧纲宫体赋的描摹程式是由咏物到咏女性,写作倾向上只为描摹而描摹,不动感情。由此推理,萧纲对赋的理解相当通脱,题材无所约束,描写无所顾忌,符合其"放荡为文"的文学观。《悔赋》作于侯景乱中,是萧纲少有的严肃主题的作品,萧纲借此痛定思痛、批判现实,表达勘定战乱、中兴国家的信心。《悔赋》与宫体赋主题截然不同,这对于反思宫体文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庾信

<正>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县人。出身于一个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世族家庭。父亲庾肩吾是梁代著名宫庭文人,曾作散骑常侍,中书令。庾信自幼天资聪颖,博览群书。15岁作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19岁做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他们父子和当时也在东宫任职的徐摛、徐陵父子都深得萧纲的宠信,并且是萧纲所倡导的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当时号称“徐庚体”。     

清代文人笔下的“戊子之变”

清顺治五年(1648年),大同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史称"戊子之变"。顺治六年(1648年),大同城破,多尔衮下令屠城。但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竟然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但是从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戊子之变"对大同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萧纲的边塞诗

萧纲在诗史上素以“宫体”见称 ,但观其创作实际可以发现 ,“宫体”一词并不能涵盖萧纲诗的全部。以萧纲的边塞诗为研究对象 ,对其创作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与归纳 ,证实该类诗歌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 ,亦或风格情调诸方面 ,与其宫体诗相比 ,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可见萧纲诗也存在着一定的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唐前对宫体诗的批评

在初唐史学家和“四杰”、陈子昂等人批评南朝文学之前,宫体诗已经经受了五次批评。它们分别发生在:宫体得名之初、梁末侯景之乱时、陈代何之元编纂《梁典》时、隋代李鄂上书高祖革除浮华表和王通著《中说》时。但五次批评都未对宫体诗的创作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整个社会盛行以宫体为代表的文风、批评者既无理论创新又无创作实绩。但唐前批评也逐渐出现了新气象,已经由单纯批评宫体和宫体诗人转变到批评整个汉魏六朝以来的文学创作,带有追根究底的性质。这种批评方法为初唐南北文化融合时批判继承南朝文学积累了经验。     

《离骚》“民”字解

《离骚》中的六处“民”字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文学史上各家之说，结合全诗意脉，并考之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可知：六处“民”字均可作“人”通释，但所指不尽相同。在“哀民生之多艰”句中偏指屈原自己；在“终不察夫民心”句中兼指朝臣中的善恶两方；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和“民好恶其不同兮”二句中均泛指人们、一般人；在“览民德焉错辅”和“相观民之计极”二句中都特指国君。     

《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湘潭地名源流考

秦置湘南县,县治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梁天监（502—519年）中,置湘潭县,辖今衡东县及攸县西乡地域,治今衡东石湾附近。以县治临湘江,境内湘、洣、浊、永乐诸水多深潭,故名。唐天宝八年（749年）,迁置湘潭县,县治从石湾迁驻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城塘镇）。其时湘潭县域,约为东汉时湘南县地。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浅论初唐吴越山水诗派

初唐时,一群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名扬上京,所作大多为山水诗,在选材、基本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等方面都取法于小谢为代表的齐梁体。吴越山水诗以特有的境界W阔、生机蓬勃的清新诗风影响着诗坛,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显示了齐梁山水诗向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     

《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公莫舞》是迄今仅存的两篇诗、乐、舞并录的汉代作品之一 ,东晋后已不可通读。十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公莫舞》的研究一直未断。 2 0世纪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作品来源、难解原因等外围问题进行 ;2 0世纪方开始对原文文本进行解读 ,现已初步揭示了其本辞真貌。笔者认为 ,未来的研究需要从西汉社会大背景、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结合、跨学科横向联合、改进学风诸方面做出努力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水云楼词》的末世情调

蒋春霖是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词人。在晚清干戈纷扰的时代里,蒋春霖的词反映了文人普遍的失落感及迷茫心绪,充溢着苍凉、凄清、迷茫、哀怨的末世情调。《水云楼词》末世情调的形成与蒋春霖的身世遭际、个人气质以及他所处的动乱时代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