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论“文化自觉”与“他者”的建构——以九寨沟藏族歌舞的嬗变过程为例

九寨沟歌舞文化的建构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不断的交融与实践,新的文化因素已经在原文化的基础上慢慢渗透到整个生活共同体的各个领域。这种新的建构结果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他最终以文化的形式展示出来。政治、经济等因素作为变迁的重要因素对于文化是不同层面的介入,调整和建构着九寨沟地区民族的生活方式、心态、思想风格和权力的再分配。从九寨沟歌舞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出,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在被外来力量影响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主动的适应和调整。     

道德利他现象的制度伦理研究——基于不同状态制度的分析

道德利他是现实道德生活之中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在道德建设中,道德利他现象与制度伦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状态的制度对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因而要在遵循促进道德利他制度伦理构建的基本原则之基础上,提出不同领域的制度伦理构建对策,即经济上要重视道德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建立道德回报机制;政治上要提升政府和社会的公信力,加强相应的政策保障和组织利他;文化上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形成理解、宽容和关爱的社会风气。     

他者视域中的中国伦理范式转型研究——以“诚信”范畴的内涵嬗变为例

中国伦理的范式转型已成为当代学界的共识,而一种伦理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与辩护。其中,“诚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和现代伦理的共有范畴,其内涵及其形上哲学基础经历了从本体到主体乃至他者伦理的嬗变。在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成为当代伦理学关切的核心对象时,以诚信范畴为依托,从他者视域管窥中国伦理范式的建构与转换,不仅有利于诠释传统伦理的后现代内涵,同时也为当代中国诚信体系的建构奠定了范式平台。     

“乡土文学”与“他者眼光”——以“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为例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产生、繁荣,是在西方文明这个＂他者＂的介入下,作家借用了＂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身的乡土文化并诉诸文字的结果。乡土小说中普遍的＂反叛与眷恋＂的二重主题,反映出文化变迁中主体的矛盾冲突与调适过程。＂他者眼光＂实际上是一种借鉴异质文化以批判、完善本民族文化的启蒙视角。     

汉语流行语的翻译策略浅析——以“给力”为例

在共时和历时的双重视角下,汉语流行语＂给力＂有三种语法功能：单独充当谓语,充当偏正短语的修饰语,加宾语构成支配式;在这个基础上,对流行语＂给力＂的翻译策略的恰当选择能使外国友人更充分地理解该词语的意义,而对于缺乏理论依据的汉语流行语翻译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学文化中的“此在”与“他者”——以图书馆为例

围绕"此在"与"他者"的理论内涵展开论述,指出"此在"和"他者"的具体哲学含义,重点阐释它们在大学文化中存在的辩证关系:"此在"是"他者"的"此在","他者"为"此在"而存在的内在逻辑思维,显现出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内在张力和发展维度。能否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但影响着图书馆本身的发展,而且决定着其存在之基础的大学文化的品质和未来发展向度。     

“见”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从《孟子》“以羊易牛”说起

孟子以"见牛未见羊"来论证"以羊易牛"合法性的做法,给后世学者解读"以羊易牛"带来了不少困扰。朱熹从"仁术"、"理未形"、"人物有别"等角度替孟子进行辩护。"见牛未见羊"实质是强调"见"中蕴含的恻隐之情在推动人为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见牛未见羊"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归约为如何认识道德情感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不能把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建立在恻隐之情上,而必须建立在一套理性完善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基础上。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后天的人为教化,通过系统的教化把道德理性加入道德情感之中,以使人形成以道德理性为主的良知。     

当与“他者”的相逢成为伦理事件——论京剧《锁麟囊》中的弱势“他者”关怀意识

《锁麟囊》被视为表达弱势群体关怀意识的经典文本,它通过书写主人公由小姐到仆妇,由施惠者到受惠者的坎坷际遇,揭示出等级区隔的虚妄性,生命本质上的一体共在性与平等性,以此说明对他人的苦痛做出回应的必要。通过此情节设置,该剧也对弱势群体关怀的伦理基础进行了生动揭示。另外,主人公实现自我蜕变和成长的过程也是她学会接纳和关爱弱势他者的过程,二者的同步说明了弱势关怀在人生意义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从檄文看政治观念的变迁——以先秦、两汉为论阈

天命和德是我国古代的核心政治观念,通过对檄文进行整体性研究,能够清晰揭示天命观念的人文化、公共化转向和德观念逐步成熟的演化过程,进而把握德扬天抑的政治观念变迁脉络。     

试论“中国英语”的科学发展：以“给力”为例

本文首先从“中国英语”谈到“给力”，然后推导出“给力”的中华文化情结，最后应用科学发展观理论，结合“给力”这一实例系统论述了中国英语的科学发展。     

国家伦理对“他者”空间的介入——余秋雨《道士塔》的叙事伦理分析

《道士塔》被选入高中必修课本,是国家话语的一种表现,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文中的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和国家价值取向的契合。但是,作为不在场的"他者"———王道士,一直处于被定罪的地位,完全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话语权。现代叙事伦理关注的是叙事过程中的生命的感觉,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立性要求相适应的叙事伦理诉求,而宏大叙事的国家伦理的介入为这种诉求增加了难度。现代叙事伦理从个体生命本位出发,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在肯定生命的生成性、多样性、开放性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散文叙事的深入反思,对其内在的逻辑进行颠覆性批判,探求个体生命存在的伦理诉求。     

我国人权发展话语分析：以“他是同志”为例

通过“他是同志”这一话语的语义变化,剖析我国自五四运动至今的人权发展状况,阐明话语与社会情境的关系。“他是同志”的语义从“他是革命党人”、一般称呼语、“他是‘非敌人’”到多义共存（包括“他是同性恋者”）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我国四个历史阶段人权状况从谋取、改善、践踏到全方位促进和保障的发展轨迹。阐述了这一话语对于社会实践领域的积极建构作用。     

“十力学派”遗留的一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兼论儒家生生伦理学为什么以“生生”为切入点

重视本体是“十力学派”的重要特征,但无论是熊十力还是牟宗三,都没有关注本体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好像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与时间完全没有关系似的。在西方,自海德格尔做出存在论的区分,以“此在”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后,“此在”便与时间有了天然的联系,此后再谈没有时间的本体,已经没有了可能。中西哲学发展的不同把我们逼上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坚守“十力学派”,很难适应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如果适应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不讲本体,继承“十力学派”又将成为一句空话。化解这一难题的一个可行思路,是引入“生生”这一古老智慧,对传统意义的本体进行改造,将时间性和空间性加入其中。这是儒家生生伦理学以“生生”为切入点的根本理由。     

脑机接口的伦理争议及其发展对策——基于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视角

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治疗疑难疾病、增强人体机能提供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为客观认识和规避这些风险,基于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理论,将“机器他者”这一概念引入现代医疗领域,并从身份认知、知情权和隐私权、社会公平、责任归属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结果表明,当具有“意识”能力的“机器他者”介入人类主体后会导致“主客体”界限的模糊甚至互换,从而引发各种伦理冲突。对此提出用“有限包容”的态度来发展脑机接口这种充满未知的技术,以避免或减少其对人类安全和社会秩序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     

“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与个体自由伦理的消泯——“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脉络

在“大我”对“小我”的压制、伦理原则的等级化以及道德二难境地的消除这三个方面，“十七年”文学作品显示了一体化伦理规范的强大威力；在其压制下，个体自由伦理逐步泯灭。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极端化的后果便是道德专制。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从知天命到制天命——论原始儒家“生”之伦理的实现方式

原始儒家的“生”之伦理思想,是对《易经》“生”之伦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他们通过“天命”的预设,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生”在天人之间双向流转的回环路径。孔子以“践仁知天”的方式、思孟一派以“知天尽性”的方式、荀子以“制天命”的方式,以一种递进式的积极姿态开启并明确了这一路径。通过原始儒家的努力,大《易》开创的“生”之伦理模式,才在实践维度真正获得了实现方式。     

科技发展的界限探究——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人类进步,也可能带来无尽的灾难,故科技发展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的调整。但过度的调整可能会造成科技发展的萎缩,社会规范的调控只有既能确保科技造福社会又有利于科技自身的发展才为合理。道德和法律是两种最为基本的社会调整工具,道德的核心部分是伦理。科技发展作为一种创新,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超越某些不合理的道德;科技发展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必须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但这并不充分,还应以伦理作为其终极行动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