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地位互易的历史及两者关系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不同类型的意识,古希腊在整体上正确地把握二者并存的辩证关系;中国历来较偏重非理性意识;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被宗教神学的非理性意识统治,近代又被科学理性统治;当代又走向非理性思潮为主.理性与非理性应是对立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原理对当今中国改革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思维方式看屈原生命悲剧的人性深度

屈原的生命精神是个体与社会绝对统一的绝对集体主义,具有"无我"的"准宗教"性。这种"准宗教"性的生命精神具有走向悲剧的必然性,因为其将知性思维推上了"形而上学"的极端。"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一样,也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把握世界及自身的思维方式,是人的"知性理性"的具体展开,是人性被激发起来的一种存在状态。因此,屈原因其知性思维方式而促成的生命悲剧不是浅层次上的生死观问题,而是在人性层面上显示出来的深度悲剧。     

宗教情怀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对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种总体性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 ,“现代性”危机和价值意义的困惑贯穿了 2 0世纪的始终。宗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对“彼岸”的肯定和向往来体现对“此岸”的批判和否定 ,就包含有对现实的世俗世界的否定和超越。而文学艺术在与世俗的形而下世界的分裂、对立以及否定和超越上 ,在对现代人的灵魂实施“拯救”或“救赎”上 ,与宗教的精神功能有着本质上的相通。     

神经症心理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重要的组成部分 ,体现了对人自身主体与人类理性的肯定。从捍卫主体性来说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认同力量 ,而从以生命感性价值来反抗社会理性的角度来说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异己力量。因此 ,审美现代性包含着价值设定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莎士比亚通过具有神经症心理倾向的主人公形象 ,深刻地表达了上述两种现代性对立所形成的危机感和虚无感。对主体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两难选择和迷惘 ,构成了莎士比亚悲剧超越时代的审美现代性内涵。     

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差异之分析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注重以理性的态度解释世界,以信神的态度看待人生.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质.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同;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对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宗教是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与崇拜,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对象;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宗教的认识方法则是反经验、反理性的信仰主义;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宗教则妨碍生产力发展;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宗教则阻碍社会变革。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与宗教神学作斗争,并不断清除上帝作用的过程。近现代资产阶级要利用自然规律来发展生产,又要利用上帝的超自然神力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作者认为,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上造成的弊端,正确的道路决不是科学与宗教的调和,而是科学的发展加上社会的变革,使人类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科学和宗教:从对立到对话

在传统意义上,科学和宗教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是对立的。现在,科学和宗教的发展对这种对立提出了挑战。科学和宗教的界限要求二者相互对话、共谋发展;共同的人类文化背景为对话提供了可能性。     

把握世界四种基本方式的自觉整合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来源于理论创新与现实创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而人们又总是通过常识、科学、宗教、哲学等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参与并改变上述历史进程,因而考察这些方式作用机制之异同,进而沉淀出能够引领社会良性前行的方式自觉,无疑是一项重要课题。常识以"共同经验"作为"中介",容易导致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宗教以"启示"的方式预设一个超验的神的存在来理解和把握世界,也仅仅停留在"鸦片"的功用层面来化解和消弭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科学提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感官幸福的前提,也彰显了人类理性,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经验—现象世界及其中的必然规律,并不能直接解决信仰、道德等人类价值世界中的问题;哲学通过理性考量来化解宗教、常识遭遇到的困境以及科学不能达及的领域,试图为人类的道德领域寻找根据,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指明方向。     

试论科学与宗教对话的可能性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极其复杂,二者在历史上曾有过激烈的矛盾冲突,但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式,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学与宗教将在相当长时期里同存共生,它们之间进行对话是可能的。引导科学与宗教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合理对话,将有益于促进科学与宗教和谐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     

科学、信仰、迷信及其关系辨正--一种基于文化史的考察与反思

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人们对于已知的、有限的领域和对象进行精确认识和把握的结果。而人类各种形式的信仰却从来都是直接指向了一个眼不能见、耳不能闻、四肢不可触及的"未知的"、"无限的"领域。对"有限"的认识与对"无限"的信仰,事实上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对于人类生活而言,由于科学与信仰所面对的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满足人需要的层次不同,因此双方有着不可互换、取代的意义和价值;迷信和信仰虽然都是以承认神灵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的,它们与这个不可见的、神秘的领域相交流的方式也都是神秘的,但是二者却有着各不相同的性质或本质。就它们与科学的关系而论,信仰与科学并不必然对立,而迷信与科学却从来都是对立关系。     

真理与价值的追求及其统一

如果说,认识与实践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两种主要生命活动形式的话,那么,真理与价值则是贯穿于全部人类生命活动领域的两项基本目的追求,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于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自觉意识和运用.追求真理意味着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按照客体的尺度即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而追求价值则意味着使对象世界符合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按照主体的尺度即人类的主体本性及其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从接近和把握真理是为了创造和实现价值这个意义上说,对价值的追求不但主导和规范着对真理的追求,而且是全部人类生命活动的终极目的所在.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信仰与理性之间：试论哲学思维与宗教的关系

人类文化的历程可分为巫术、宗教、哲学、科学等四个阶段,这也是人类思维理性化趋势的四个阶段。哲学是介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之间的文化形态和理性演化阶段。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两个真正的哲学文化系统——中国哲学传统和欧洲哲学传统。两大哲学传统都从宗教中产生,又取代了宗教在社会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哲学与宗教母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决定了哲学的最终命运。中国哲学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哲学形态,我们应当突破欧洲哲学特殊形态和话语的束缚。     

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学艺术

新时期文艺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引进和应用 ,文章对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的关系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论述 :普遍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一般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具体文艺学范畴研究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并介绍了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联姻所引起的文艺学哲学美学方法论的嬗变、演进趋势、存在的问题 ,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时代成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便会在超越知性分析时代进入理性的自由王国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理性改变 ,科学与艺术的对立会逐渐消除 ,它们都必将向着“美的规律”靠拢 ,系统科学方法论与艺术的审美方法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系统科学方法论在中国当代文艺研究中的运用及发展 ,也要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无情检验 ,要在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中去判定     

生存论悲剧、价值悬设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市场语境

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虽然形式上是一部文论,但其思想蕴涵已远远超出作品体裁本身的限制。他着力阐述的悲剧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典型案例,所体现出的对人类历史价值维度的重建与弘扬,不仅师承与深化了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重启的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的开掘与重建,而且对市场境况下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建构也具有重大启示意义。戈德曼指出悲剧意识包括三个构成要素:上帝、世界、悲剧人。这里的上帝不是传统宗教意义上的万能之主,执掌人类万物生死大权的天父,而是绝对的社会准则与秩序,绝对的伦理之善,即真、善、美、圣价…     

理性与生活意义——关于责任伦理的思考

<正> 自近代人文主义思潮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其影响至今,人类理性在扬弃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理想与思想信念的过程中,以科学实证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目标注入了新鲜而丰富的时代养料,从而在提高人们征服外在自然界的能力与方式诸方面显示出无比的威力.然而,随着人类宇宙观的道德或宗教意义在现代社会的衰落,世界本身对于现代人来说已日益丧失了自明的性质,各种人生观以及关于生活意义的诠释也都相继出现了危机.于是,关于什么是生活意义的精神困惑,也就在人们对待世界的神秘和可     

简论文艺和宗教对人的主体心性的反向作用

文艺和宗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它们既象一对孪生兄弟,有着共同的渊源、共同的特点,同时又互相排斥、相互对立,各自以独特的形式掌握世界,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文艺和宗教这种既互相融合、利用又相互排斥,对立的现象,在文艺,宗教发展史上写下了奇妙的一页。 历史上的文艺宗教现象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许多方面,要在短短几千字之内理清它们的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基于此,笔者拈出了文艺和宗教所共同的关键性问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宗教的镜像阐释:当代西方宗教电影的深度与样态

电影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由于"宗教性"的难以界定,"宗教电影"的范围在无形中被扩大了.当代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和宗教拷问主要表现在,对"上帝之城"的神圣与信仰的背叛、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碰撞与摩擦、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等的探讨.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形态呈现则主要是,表现具有争议性的鲜明的宗教批判主题、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化解的悲情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宗教意识形态的历史重现和幻灭、神秘与诡异的科幻色彩等.本文认为,西方宗教题材电影已经以其强烈的宗教性、深刻的思想性,而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     

印度题材小说中的对话意识--以《印度之行》为个案

对话意识是贯穿印度题材小说的一条红线。本文以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了由于缺乏对话,人类与自然、他人和自我所造成的种种对立、冲突和悲剧,从而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对话是人类共寻生命意义,共架理解之桥的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书中还展示,仅有对话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恰当地处理对话的方式,如地位的平等,个体话语的坚守,对话规则的遵守等。否则,良好的愿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