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历险——论曹禺悲剧艺术的发展衍变

深邃的悲剧意识铸就了曹禺悲剧艺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这种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样表现在曹禺悲剧文本的艺术范式与美学风格上。曹禺“人样生活”理想追求使其确立了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两种主视角 ,其悲剧艺术发展表现为 :从内在冲突向外在冲突转化 ,从“高调悲剧”走向“低调悲剧” ,从悲剧向喜剧偏移 ;从灵魂的戏剧走向生活的戏剧 ,由激越走向哀静     

多重声部的抒唱——论卞之琳新诗的复调艺术

卞之琳的抒情新诗,着重“意境”创造,常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作“戏剧性独白或对话,甚至进行小说化。”这种艺术追求,得益西诗“较直接的启迪”,也源于传统诗意境说的“间接的领会。”新诗戏剧化的基本特点是“尽量避免直接了当的正面陈诉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其表现原则是客观性与间接性。卞之琳在此基础上使自己新诗戏剧化手法有更大的客观性。他的一些新诗融入了戏剧、小说等叙述方法,如多种人物的特色语言、抒情主体的分层叙述、叙事人称的多种变化等,我们把这种特色统称为“多重声部的抒唱”。它避免了新诗说明意志而成为说教和表现情感而沦为感伤的现象,把诗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动了中国新诗走向成熟。     

曹禺与奥尼尔关系论

对戏剧艺术形式的大胆革新 ,深沉的悲剧感 ,刻意渲染神秘气氛 ,这是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之处。但是 ,奥尼尔是西方现代派作家 ,不关心社会政治问题 ,他尽力使自己的人物摆脱时代 ,成为抽象的人类的象征 ;而曹禺则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 ,自觉地反映社会现实 ,他在《原野》的创作中成功地借鉴了《琼斯皇》的某些艺术技巧 ,从而完成了独立的戏剧人物创造。     

自我的迷宫——论劳伦斯小说《虹》中的自我探索

作者认为劳伦斯对其小说中对主要人物刻画出了不同的自我，他那探索“自我为何”的行为，正如希腊人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在主要小说《虹》中，劳伦斯采用分析式或内省式的自我表现方式，对其典型人物厄秀拉进行了生动的刻画。人物刻画体现了劳伦斯的个性，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反映作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风貌。本文试图剖析她的“内心戏剧”，反映出劳伦斯笔下人物的自我形态的转变，也对文学史上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认识这个重要领域从新的角度作有趣而博恰的探究。     

论家族情感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创作中 ,曹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他创作上的成功与他的家庭出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既清醒地意识到家族伦理对人生命力的扼杀 ,又对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调与传统美德充满向往之情 ,既同情蘩漪式的对传统家庭的破坏 ,又对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愫方式的人物赞美不已 ,这种矛盾的家族感情很大程度上源于曹禺的家族体验 ,而他的旧家情怀既影响了他戏剧创作的情感色调 ,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他创作的感性基础与灵感源泉。     

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曹禺是一位公认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堪称我国现代戏剧的精品,将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文章认为,曹禺建国之后,还是原来的曹禺。他始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建构与戏剧语言的提炼,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光彩。但是,曹禺又不是原来的曹禺。通览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建国前后创作心态不一样、创作方法不一样,以致于创作效果也不一样。在总结曹禺建国后《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创作的功过得失时,要积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一是创作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关系着中国戏剧的成败与命运。     

寻求话剧研究的突破——评《曹禺戏剧人物的美学意义》

<正> 柯可同志赠我一本曹禺戏剧研究的新著.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易着手的课题.几十年来曹禺的几部戏已经由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转为“烂熟”程度,仅仅近年来出版专著的就有六家.累累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也在后来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垒.研究的突破取决于研究者所持有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他的美学观与价值观.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者的思考、审视下,会呈现不同面貌.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从单部剧作入手,逐个评析戏剧人物与结构、冲突、语言,指出其社会意义.至今,这种方法在曹禺戏剧研究中几乎花样翻尽.受近年来勃兴的新方法论的影响,有人就从潜意识、性意识着眼审视曹禺戏剧,或讨论曹禺与基督教、与尼采等的关系.于是隐隐约约似乎要画一个新的“曹禺”.柯可的研     

何申“乡镇干部”小说漫评

何申小说在题材选择、形象刻划、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就题材选择看，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我国比较偏远、落后、荒蛮的农村地区，而且主要取自这些地区的县、乡镇、村的各级各类干部和农村“能人”的生活空间；就形象刻划看，他追求的是“真的人物”，他写了乡镇干部们优秀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的缺陷和不足；就叙述方式看，他总是以生活化、平实化的语言，以“丝线串珠”的结构方式来进行叙述。这些都是何申小说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     

汪曾祺作品中的对照艺术

汪曾祺对“对照”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自己的小说所要表达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解释、说明、强调或是参差的对照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他并不仅仅运用对照去描写一人一事，而是把它看成一种艺术法则，广泛地应用到创作中去。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艺术的对照系统，而“对照”法则的运用，对题材的处理，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刻画，结构的安排，意境的创造等，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本文拟对汪曾祺的艺术对照系统及其艺术功力，作一点说明和分析     

论福克纳中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从《夕阳》《熊》和《老人》谈起

论及福克纳,那座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三座宏伟大厦——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便能说明一切（《人间喜剧》、《卢贡——马卡尔家族史》为第一、第二座）。把 美国现代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精神世态表现得无与伦比的,在美国,除了福克纳,还有谁?而这无与伦比的深刻就藉着他的艺术天才,他“是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中,一位伟大的小说技巧实验家”。 福克纳小说艺术的创造性,最突出的是他锤铸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叙述文体——繁复长句。在英美作家中,“极少有一个能像福克纳一样,把一个句子写得像大西洋上的巨浪那样无壤无垠。”但他这种存心违反句子规则的艰涩文体也招来不少非难。至于他小说的结构风格,也像对他的文体艺术一样毁誉皆有。考利认为“福克纳大多数小说在结构上都有明显弱点。”考利在此主要指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就连从四个角度来叙述同一故事,几个不同人物的意识交汇到同一题旨上的复调结构佳作《喧嚣与骚动》,考利也“仍不敢肯定,小说的四个部分的排列次序就是最理想的。”考利认为“福克纳的成就或是表现在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上”姑且不论考利的论断准确与否,但福克纳中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确实颇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