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航北极西北航道的规则实践及其开发利用前景

2017年9月"雪龙"号科考船在执行环北冰洋科学考察任务期间,成功完成中国船舶对北极西北航道的首次过境航行,对加拿大涉及西北航道的相关法规,特别是航道准入制度和过境通行申请、冰区领航员制度、航路路径规划等具体规则进行了实践,为未来中国船舶利用西北航道开展科学考察和商业航行积累了丰富经验。现阶段,受制于航行自然条件、领航和破冰服务的经济成本、航道沿线薄弱的基础设施和应急反应能力以及加拿大对于开放航道的顾虑,西北航道过境通行数量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其未来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道沿线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中国与西北航道主要沿线国加拿大的合作应以增进了解、建立互信为基础,以科考合作为先导,利用中国的投资意愿和技术优势在航道沿线矿产和油气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打开合作面,通过赋予西北航道资源"溢价"带动航道的有效利用。     

西北航道利用的法律地位问题探究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层融化,位于北极群岛附近的西北航道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加拿大、欧盟等相关利益方纷纷加入了对该航道的争夺,目前争论最激烈的当属西北航道的法律地位问题。对西北航道法律地位的认定,目前仍存有争议,但综合各种因素考虑,该航道未来应被认定为"国际航行的海峡",实行兼顾各方利益的通行制度。     

“申遗”背景下的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

在"申遗""南水北调"和地方经济开发的背景下,京杭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利用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按照罗哲文先生的倡议进行建立"运河学"学科的理论探讨,并提出: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与运河跨流域调水、航道整治、文物保护、休闲游憩等功能整合起来,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合作、共同管理机制,科学实施运河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将遗产利用上升到遗产产业的高度来认识,完善法律法规等对策。     

村企合作的生成逻辑、政策需求与理想类型

村企合作契合多元主体间利益均衡需求,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需要.促使村企合作维续的根本在于制定以产权实践为核心的村企合作利益分配政策、 以治理有效为指向的现代企业管理政策、 以风险规避为导向的"三农"利益保障政策.村企合作有效实现的理想路径是构建以规则共同体为支撑、 以市场共同体为导向、 以价值共同体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模式,通过塑造利益认同心理、 筑稳利益协调机制和赋能利益组织建设,把村企合作多元主体有机融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结构中,并坚持底线思维、 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保障土地、 粮食和生态安全.     

“新北方政策”下的韩俄远东-北极合作及对中国启示

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提出"新北方政策"及其落实措施"九桥战略",旨在加强与俄罗斯在远东和北极地区的合作,开拓新的能源资源基地,打造连通韩国与俄罗斯、欧洲的战略走廊。北极航道和"勒拿河走廊"因此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轴。韩国的主张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呼应,两国务实合作快速发展。韩国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展开了包括"民心相通"的全方位外交。"新北方政策"和"九桥战略"高度关联中国利益。韩国在对俄北极外交,特别是在勒拿河走廊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研究和借鉴。     

北极航道：欧盟的政策目标和外交实践

气候变暖和海冰的快速融化向世界展示了北极航道开发的经济前景。经济上高度依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欧盟对参与北极事务和北极航道开发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面临着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一定程度的排斥。欧盟充分利用北极多层级治理结构的特点,开展多支点外交,将自身在北极的利益与北极生态环境保护和北极治理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公共产品提供者;同时,以市场和投资为手段使自己成为北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合作者。中国与欧盟在北极事务上具有许多类似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立场,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     

新形势下中国在东北航道治理中的角色思考

东北航道是连接欧亚的海上最短航线,也是中国通往欧洲的一条经济、便捷的通道。东北航道治理的未来走向,不仅要平衡商业价值和环境利益,还要兼顾沿岸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诉求。当前的北极治理正处于变化中,北极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正在酝酿和发展。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对包括航道治理在内的北极事务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在东北航道治理和相关规范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发挥观察员国的作用,继续加强对北极相关航线的科学考察,推动航道利用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般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海事组织框架下,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切实参与技术层面的讨论,为东北航道的科学治理和和平利用做出积极贡献。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海权演变与国际制度的运用

"二战"后,国际制度及其运用成为海权演变的基本方面。海权的国际制度"资源"包括四种要素:国际海洋法、利益协调制度、安全互信制度和海军军控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分配,或有助于国家对海洋利益的维护。海权中国际制度的"运用"包括两种模式,即"制衡"与"合作","制衡"模式是国家以制度抗衡他国扩大海洋利益的行为,包括直接制衡与间接制衡;"合作"模式是一国将其主张的规则与他国支持的规则相协调,包括法治合作、霸权合作和合作安全。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利益”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把"国家利益"概括为"财富"和"权力",这一概括既包含了政治利益,又包含了经济利益;既包含了物质利益,又包含了非物质利益;既包含了现实利益,也包含了长远利益。"财富"和"权力"互相补充:两者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相互渗透,又相互包含。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国家利益具有自私性、自利性,决定了国家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利益的纷争或冲突;另一方面,国家利益也具有利他性和互利性,决定了国家间存在着利益调和与合作的可能性。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借鉴意义

海上航道是沿海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命线。南海各方几十年来构建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不过,该机制的局限性,即机制的软法性、履约行为的非约束性、机制的模糊性影响了权利义务的确定、机制的独立,加上域外势力干预及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其实效性更难以保证。本文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下,需要南海各方协同破解制度困境:发展软硬法有机联系的法律机制;构建不受域外势力影响的合作框架;完善合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增加促进机制有效实施的工具手段。     

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

海洋航行自由脱胎于海洋自由的思想体系,随着海洋实践与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以及美国单边推行"航行自由计划",导致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不断演进。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在协调北极航道利益博弈以及构建能够承载国际道义的北极航道秩序上具有重要功效。国际海事组织(IMO)在优化和构建北极航道秩序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这一点在《极地航行准则》的推行中得到实证性印证。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的协调,成为构建北极航道秩序的核心和关键,而承载着国际公共利益的北极航道秩序,亦不断促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元代表制下日本东京都政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解读

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以知事和地方议会由居民直接选举并相互监督的二元代表制为原则,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运行主要取决于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议会对知事的支持与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东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地方自治体,东京都政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都知事与都议会的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各政党在首都的力量消长。逾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民意"走向,更使其成为全国政治的"晴雨表"影响国政走向。战后的东京都政经历了保守政党主导下的政官合作、多党化格局下的协商政治、无党派主导下的合作与对抗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保守政党以及其后成立的自民党,凭借在首都的政党组织票和东京都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支持东京都知事的政治运营实现对东京都政的干预;1965年"刷新都政选举"后,东京都议会呈现多党化格局,自民党被迫选择同各政党展开协商政治;冷战后随着无党派力量的崛起,自民党与东京都知事之间基于彼此利益需求进入到合作与对抗的新阶段。     

山区生态资源对城市平原区域生态屏障影响的博弈分析

山区资源不但为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提供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山区资源的有限与稀缺直接导致对山区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中的两种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合作.保护好山区资源是生态需要,利用好山区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研究利用山区资源的各区域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博弈,博弈分析这对不可调和的冲突行为,建立区域管理机构目标.通过分析指令配给模式,不能实现完全合作.对比研究中,通过资源产权的界定以及对资源的分配在市场交易中建立可行的利益分配制度,使得多方需求由现在的非合作状态转向合作,以便达到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尚能达到使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的目的.     

竞争性抵制: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拒阻思维与战略构建

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高度关注美国的北极战略立场。北极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区域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延伸,集聚着两国战略资源的持续投放。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逐渐升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战略致力于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竞争优势,维护美国的北极利益,限制域外国家深入参与北极事务,最终构建从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竞争性抵制的拒阻思维,是当前美国政府应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决策必然。但囿于经济实力、战略资源等方面的制约,美国选择与盟国联合拒阻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相应的战略构建为"冰上丝绸之路"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有可能出现中俄主导的以东北航道为基础的"冰上丝绸之路",与美加主导的以西北航道为基础的"北美北极走廊"并存的趋势。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博弈分析——基于主观博弈的视角

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过程中,中俄双方存在利益博弈。基于主观博弈理论,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短期视角来看,合作共建对中俄双方都是占优策略,合作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必然是双方短期博弈的均衡。从长期视角来看,博弈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内生性积累将对俄罗斯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俄罗斯有可能偏离短期博弈均衡,从而为中方参与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投资带来利益损失。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中方应通过与俄方政策协调,锁定俄方与中方合作的利益,并实施分阶段投资和加强人文交流等策略以促使俄方在长期博弈过程中不偏离短期博弈均衡,以保障中方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过程中的长期利益。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中日关系因素——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随着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沉寂多年的东亚货币合作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机,对过去合作经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未来合作的顺利展开。通过借鉴货币政治学相关研究并使用金融资产交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面考察东亚货币合作后发现:美元体系带来的货币困境、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共同促成了东亚国家对于货币合作的强烈需求;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历史赋予了"10+3"主导、大国竞争、"东盟方式"等三大特点,其中中日竞争与合作是东亚货币合作内生驱动力的关键,在合作制度层面与金融一体化层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未来中日两国需高瞻远瞩,妥善解决政治分歧,在"互联互通"理念下协同推进东亚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     

中印海外并购油气资源合作的动因与前景分析

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能源外交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收购海外油气资源的过程中相互形成了激烈的竞争。目前,这种竞争正在逐渐被合作取代。一方面是由于合作给两国带来了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两国共同突围"亚洲溢价"的需要。这种合作由于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而呈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已经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其研究大都集中在与东盟密切联系的地区,例如东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和"东盟+3"。通过加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从中国—东盟发展历程看,"中国+东盟"合作模式为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诸多的契机和发展空间。     

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的有效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从油源和油路的保证上来看,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都在我国能源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与俄合作的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和认真研究俄罗斯的"能源牌"战略,在合作中实现"双赢";要认识到日本和韩国对俄能源合作与我们利益的相似性,争取在对俄能源合作方面实现"多赢"。必须进一步巩固两个"国家年"的成果,不断强化两国的友谊和信任,以此促进两国能源合作。在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加强其他领域的合作,特别是高新技术、机电产品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全方位的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在中俄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加强与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