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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2016,(3)
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初即把菲律宾的国防重点从国内安全转为对外防卫,把南海政策从"大国平衡"转为"借美制华",把南海油气开发政策从中菲合作转为独自开发。在挑衅中国南海主权的行为遭到挫败后,阿基诺政府彻底抛弃了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把本国的南海政策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绑在一起。菲律宾国内的家族政治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小集团思维",外加根深蒂固的亲美传统,是推动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但菲律宾国内叛乱分裂问题悬而未决,以及菲律宾国内对增加美国驻军人数的反对意见,限制了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进一步激进化。由于阿基诺政府的南海政策并未使菲律宾获得实际收益,并且阿基诺政府也深陷腐败案件,这为菲律宾下届政府调整南海政策提供了动力。鉴于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的僵化以及任期即将结束,中国应重点关注菲律宾下届总统的南海政策趋势,并需要在维护南海主权和适当向菲律宾释放善意之间取得平衡,帮助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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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菲推进南海共同开发磋商的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五方面亟待解决的制约瓶颈。一是菲律宾对石油等能源资源做出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权法律障碍。二是菲律宾国内对与中国在南海争议区开展"共同开发"存在政治分歧。中菲可先从联合勘探研究入手,推动菲律宾国内累积共同开发的政治共识。三是菲律宾南海共同开发政策连续性差。为了减少菲政府更换带来的政策变化冲击,中菲两国可设立(海上)共同开发事务代表来推进共同开发。四是菲律宾国内不少民众对中国的南海共同开发意图存有疑虑。中国可加大对菲民众的民生外交工作力度。五是美国会采取手段"介入"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磋商。针对美国"介入"因素,中菲可采取开放式共同开发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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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曾经有过两次不成功的经历:一次是2005年签署的中、菲、越"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协议";另一次是2012年弗勒姆能源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礼乐滩的共同勘探尝试。这两次不成功的"共同开发",其症结在于南海域外国家——美国的干扰,以及菲律宾要求中国承认其对礼乐滩"拥有主权"。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后,改变了其前任阿基诺三世对中国强硬的做法,搁置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加强与中国的双边接触,使中菲关系得到改善。于是,两国重提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并建立了南海争议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使"共同开发"的可行性明显增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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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果我的家族有人涉毒,我会毫不犹豫把他干掉。"杜特尔特在撂下这句狠话时,会是菲律宾"第一家族"的第一条裂缝吗?2017年12月23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达沃市一座4层商场发生火灾。火光冲天,燃烧了超过一整天的时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此前曾长期担任该市市长,火灾发生后,他迅速赶到,流泪对等待救援结果的被困人员家属发表讲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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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2016,(2)
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日益朝着"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立场转移,给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不仅对中国的"断续线"主张提出质疑,还指责中国阻碍南海航行自由,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鼓动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积极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外交帮助和军事支持,甚至直接派遣飞机和舰船进入南海争议地区。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日益积极的干涉立场与举措,不仅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海洋抱负与日俱增的忧虑,也反映出美国维护亚太领导权、安抚亚太盟友及维护其海洋霸权的战略决心与考量。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抬头、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及美国政治正进入大选周期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态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并可能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中国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积极稳妥应对南海困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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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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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有两条路径贯穿始终:一条是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另一条是威权政府通过政治自由化来缓解国家所承受的国际和国内压力.本文旨在运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分析范式,对影响韩国政治发展中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构建“国际-国内”关联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一国的政治发展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互动的结果,必须把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动视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并置于国际体系背景下进行全面审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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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2016,(11)
2016年7月,澳大利亚举行了大选,执政党联盟党勉强胜选。新政府未来外交走向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与相关大国的关系。澳中关系将会保持稳定,澳经济调整受益于澳中自贸区。同时,地区合作与政治独立是澳的诉求。南海问题上,澳持西方价值观立场,又将尽量采取务实政策,以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的稳定;澳美关系将会进一步强化,因为澳认为美国的强大及其主导的现行制度,以及未来印太地区的治理,澳都要依靠美国。以安全领域合作为重点的澳美关系将会扩大内涵,调整战略,强化合作;澳日关系基础牢固,除了同为美国盟国和西方国家,日本是澳的长期重要伙伴。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澳日合作将不断密切。但是澳新政府将与日适当保持距离,以应对国内政治压力和大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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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2016,(3)
南海仲裁案从表面看是菲律宾向仲裁庭提交的,但真正的幕后推手是美国。美国将之作为制衡中国的一步妙棋,妄图以此来化解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我们从2015年7月8日至13日仲裁庭举行的第一轮口头辩论中就可以看出,美国才是这场仲裁案的主角,无论从文件起草,还是法庭辩论,都是由华盛顿律师一手代理。美菲为了使南海仲裁案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还广泛制造舆论,极力渲染南海的紧张气氛,将南海问题说成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藉此向仲裁庭施压。菲律宾大法官甚至以"扩充军备竞赛"为由,对仲裁庭进行威胁和恫吓。然而,由于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该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即使仲裁庭未来做出裁决,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依然存在,最终还是要通过当事国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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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领导人表态、法律文件和议题地位为衡量标准,可以发现,1962年至今菲律宾对沙巴地区主权争端的态度呈现出从强硬到缓和再到象征性声索的降级过程。菲律宾政府基于议题、国内、双边和国际四层次要素的考量确定了其主权声索的行为逻辑,形成了在反复中逐步降级但又无法完全消失的“沙巴问题”。这一过程表明,菲律宾对主权争端的政策既有其复杂性,也存在进行可控管理的可能性。充分认识各层次要素及基于此菲律宾政府的政策形成过程,有利于对未来菲律宾整体外交政策进行更加准确的研判,有助于中国妥善处理涉菲有关争端,在维护主权同时推动双边关系平稳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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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运动自产生以来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制度性影响与敏感度影响。就实质性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不仅促使国际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影响国际政治议程进程以及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的体制与政策,而且也促使各国政府政策的调整。就制度性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的国际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制度、国际政治范式以及国际秩序三个层面,其国内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全球化运动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变化。就敏感度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在国际国内层面对政府与民众的全球化价值、全球化认知和全球化态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反全球化运动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仍是消极的、负面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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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市圈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之一,其发展历程与动力机制具有典型意义。东京作为日本经济中心发端于幕末开港后,一系列重化工业布局于东京,二战以后产业与人口进一步向东京集聚,造成了东京面临日益严重的空间压力。为了疏散东京的压力,东京最初采取了限制政策,但是很快转变为在更广域的空间范围内更均衡的发展产业与分布人口的都市圈政策。在政治、经济、区位以及交通等动力因素作用下,通过区域规划机制、统分结合的政府管理体制、区域竞合机制以及市场机制,东京都市圈取得了良好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