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从结构性权力及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俄美北极关系视角下的北极地缘政治发展分析

鉴于北极地缘空间呈现向全球扩散的趋势,对北极地缘政治的分析不仅需要涉及国家间关系的地区层次,更要考虑该地区与周边地区互动的地区间层次,以及大国关系对体系影响的全球层次。北极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其外部压力是内生的,区域内大国俄国和美国在区域外互动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以至于产生外溢效应使得地区国际关系或安全机理从属于俄美结构性的矛盾和竞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美北极关系构成推动北极地缘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北极区域治理机制的存在、合作性共识的建立以及地区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排他性,使作为区域主导性关系的俄美北极关系已经不完全是俄美全球关系在北极的简单投射,而呈现出一定的隔离或滞后效应。以俄美北极关系为驱动的地缘政治核心层和不断增强作用的治理层之间的互动,构成北极地缘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与关键矿物的地缘政治

在积极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对能源转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矿物引起了拜登政府的重视。目前，拜登政府已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关键矿物的战略安排。对内，促进开发，重建矿物加工能力，推动关键矿物的循环利用与技术创新，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提供信息与制度支持；对外，同作为关键产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积极利用现有工具推进关键矿物的国际合作，打造“关键矿物俱乐部”，积极制定关键矿物行业标准，排挤中国在供应链内的生存空间。拜登政府此举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可能会转移，关键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会受到影响，关键矿物的全球治理会愈发复杂，美国对华竞争边界将被拓展。为此，中国应该出台相应措施以应对当前国际能源转型。国内层面要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增强本土供应能力；在国际层面积极发挥优势，提升在供应链中的价值，同关键行为体发展良好关系，积极争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的定价权与标准制定权，促使其回归关键矿物本身及其全球治理的正确轨道上来。     

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

区域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十分突出,对区域问题的政治学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国内地区发展的差距,国际环境中也存在分裂势力。区域政治主要研究国内地缘政治、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策略、地区政治发展与国家政治发展的关系、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中央政策与地区差异的关系等问题。     

南极政治的进程、挑战与中国的参与战略——从地缘政治博弈到全球治理

自18世纪末被发现以来,南极不仅是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区域,其政治进程深受地缘政治和治理政治的交互影响。作为这两种机制平衡的结果,南极形成了以《南极条约》为基础、多方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相对稳定状态。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南极条约的局限性日渐凸显,以其为基础的南极政治生态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潜在挑战。对中国而言,继续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的稳定,巩固在南极地区的实质性存在,扩大中国对南极政治进程的实际参与和话语权,统筹南极战略与全球战略,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中日关系因素——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随着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沉寂多年的东亚货币合作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机,对过去合作经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未来合作的顺利展开。通过借鉴货币政治学相关研究并使用金融资产交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面考察东亚货币合作后发现:美元体系带来的货币困境、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共同促成了东亚国家对于货币合作的强烈需求;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历史赋予了"10+3"主导、大国竞争、"东盟方式"等三大特点,其中中日竞争与合作是东亚货币合作内生驱动力的关键,在合作制度层面与金融一体化层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未来中日两国需高瞻远瞩,妥善解决政治分歧,在"互联互通"理念下协同推进东亚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     

论反全球化运动的影响

反全球化运动自产生以来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制度性影响与敏感度影响。就实质性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不仅促使国际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影响国际政治议程进程以及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的体制与政策,而且也促使各国政府政策的调整。就制度性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的国际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制度、国际政治范式以及国际秩序三个层面,其国内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全球化运动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变化。就敏感度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在国际国内层面对政府与民众的全球化价值、全球化认知和全球化态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反全球化运动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仍是消极的、负面的。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域合作治理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国家间的积极相互依存问题,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长期的、稳定的国际合作需要国际制度来提供保障.然而,全球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性公共产品存在着缺乏针对性、效率低下、易为体系中的大国操控等诸多缺点,不适用于解决地区性差异较大的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通过区域治理即以区域制度保障下的区域合作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是解决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种更有效的选择.区域制度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地区针对性,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也可以摆脱全球性大国对公共产品的操控.     

矿产资源安全与“一带一路”矿产资源风险应对

矿产资源对于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大,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易受到资源贸易、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矿产资源生产国,与中国资源合作进展迅速、合作潜力巨大。但存在着国内政治、法律、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博弈等风险和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切实推进"一带一路"资源外交与相关国际制度、合作平台建设以及具体项目落实,通过资源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

"东向行动政策"彰显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政策的重新规划,是印度寻求适应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东向行动政策"固然是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出台,但根本上则是印度期望以更快的步伐实现其地区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东向行动政策"由"东向政策"强化而来,但其地缘政治内涵并未改变,南海依旧是印度实施该政策的首要地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在经济、政治与战略层面表于言、施于行。     

粤桂港澳实现货币合作的可能性探讨——基于地缘经济学和OCA理论的分析

粤桂港澳四地在地缘上联系紧密,探讨其货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地缘经济学和OCA理论,通过分析对象区域的地缘特征,粤桂港澳有经济合作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优势,可形成珠三角向西江流域的经济辐射;通过分析对象区域的经济对称性,即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结构和多样性、经济周期一致性以及通胀率相关性,发现其货币合作基础中的劳动力要素和经济周期指标欠佳。研究认为粤桂港澳存在经济合作基础,但现阶段并不具备深化货币合作的条件。建议港澳先行开展区域货币合作试点,粤桂澳三地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广西需扩大对外开放。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印太”逐渐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地缘政治战略。国家间底层产业链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印太”战略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境下,印度通过与“印太”核心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了“印太”产业关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为“生产者”,上承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但是,受制于印度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印度“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处于“印太”核心产业的边缘,而且难以有效承接区域内产业转移。这就限制了印度对“印太”的经济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太”战略的落实。目前,印度国内正在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制造业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在国际层面印度也在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与对接国际产业合作的双重手段为“印度制造”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种透视

本文从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层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增进本国自身的安全——经济持续、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就有必要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同时兼顾的“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文章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作用力、影响力此消彼长,经济国际化、一体化与各民族坚持本土化、民族自主性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碰撞与摩擦,安全关系和安全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而这些变化都加速了国际规则推广和国际关系重塑的全球化进程     

南亚国际格局的塑造与中国的抉择

南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深受地缘政治争夺的影响,在依赖外部势力和达成内部均衡的两端不断产生不稳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稳定与和平的南亚国际格局,有必要重新定义印度的地位,并从南亚各国争取战略自主的角度理解新的体系形成的必要与可能,及对中国相关战略的意义。     

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下)——中国长江流域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在亚洲地理板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以"亚洲重心"和海陆兼备而拥有较大的优势。前文通过与欧美的地缘政治比较,认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是无中心的绝对"破碎型板块",北美洲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绝对主体板块",亚洲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主体板块"。本文(下)在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基础上,特别阐述长江流域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认为中国的地理大势是北部陆域广阔,东部大部分地带与大海衔接,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今的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其国防务必海陆兼顾,方可长治久安。     

中国地缘政治的当代精神

正在当代中国为数不少的有关地缘政治的研究著作中,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张文木教授的专著《中国地缘政治论》一书,以其独特的前瞻视角和历史纵深而尤为值得关注和探究。该书深入分析评述了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地缘政治,重点阐述了在全球地缘政治这一大棋局中中国地缘政治的当代精神,对于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全面把握     

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中）——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在亚洲地理板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以“亚洲重心”和海陆兼备而拥有较大的优势。前文（上）通过与欧美的地缘政治比较,认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是无中心的绝对“破碎型板块”,北美洲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绝对主体板块”,亚洲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主体板块”。本文（中）通过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认为中国的地理大势是北部陆域广阔,东部大部分地带与大海衔接,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今的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其国防务必海陆兼顾,方可长治久安。     

Provinces, Professions and Classes: The Emergence of Group Power in Modern China and Its Predicament

集团力量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形成对应关系的产物。走出科考时代的读书人主要是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地,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由此可看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显是“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社会动员也主要在这些环节展开。然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集团力量,距离政治共同体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构成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基础的省界、业界以及阶级意识的凸显,实际成为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