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在日美同盟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日美同盟与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东南亚地区反恐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东南亚国家唯有通过积累强大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抓住机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营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实施具有层次性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平衡战略",方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安全利益.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试论中国与东盟海上反恐刑事合作机制的构建

2016年以来,东南亚海域的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活跃期,并呈现出恐怖组织网络化发展与恐怖活动海盗化运作等趋势,对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产生重大潜在威胁。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与东盟必须加强刑事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与东盟之间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已有合作框架为开展海上反恐刑事合作奠定了基础,但目前合作法律规范完备程度较低、部分国家合作动力不足、各国刑事法治水平差异较大等诸多因素也制约着合作的顺利实现。应从明确区域刑事合作原则、完善机制核心要素与健全我国国内立法等途径构建中国-东盟海上反恐专门刑事合作机制。     

论碎片化状态下的东北亚竞合困境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可能是地区合作最为落后的地理区域之一。权力、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冲突,使得东北亚诸国在不同议题上结成不同的国家合作或议题合作区块,从而形成一种多重碎片化的格局。碎片化不但使得整体的地区合作难以形成,甚至造成既有合作领域倒退的"坏苹果"效应,因此,对东北亚碎片化的生成与竞争/合作状况进行充分的评估,有助于为碎片化的缓解与治理提供思考路径。东北亚各国应该及早采取措施缓解或消除地区碎片化,从而在未来的全球地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李显龙政府中美平衡战略评析

平衡战略是小国常用战略,新加坡是实施平衡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李显龙政府的中美平衡战略以务实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加强与中美两国的合作为主线,从而维持中美在东南亚相互制衡的局面、维护国家与地区安全,并进一步构建以新加坡与东盟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本文以新加坡平衡战略在中美竞争与合作态势变化下的调整为划分依据,将李显龙政府的中美平衡战略实践划分为“构建—走向失衡—再平衡”三个阶段,论述新加坡在不同阶段的国家、双边、地区及国际层面的战略。通过多年实践,李显龙政府的中美平衡战略在实现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区域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但也面临着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挑战。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和新加坡中美平衡战略的调整,中国应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稳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深化中新共同利益并助力东盟维护中心地位,积极推进周边合作制度化。     

1978:重新认识东南亚——再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的双重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出于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需要开始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东盟国家也因为在安全方面受到来自苏联和越南的压力而与中国达成了有限的合作。双方的接触暴露了此前中国外交政策在东南亚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它们集中反映出中国对该地区旧的认知定位与新的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在思考和解决它们的过程中,中国调整了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同时对东南亚的战略角色做出了新的判断,这不仅是下一步中国对这一地区政策转变的基础,更成为后来"周边战略"的滥觞。因此,中国与东南亚的安全合作就具有了承上启下、弃旧迎新的双重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把握当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的走向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

亚洲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 ,表面上东盟没有在自身建设与扩大对外关系方面有所后退 ,但却一直徘徊在十字路口 ,实际进展有限 ,甚至一直面临着深刻的长期危机。东盟一些力量困则思变 ,正在探索重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新目标、新制度、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东盟变革的关键组成部分 ,东盟不仅在试图平衡内部所谓新老东盟成员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 ,而且推动以东亚为框架的东南亚与东北亚合作 (即东盟加中日韩 )机制。通过与中日韩的联系 ,东盟显然是为了从外部获得新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动力 ,重新增加东盟的吸引力。东北亚三国接受了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化的发起与组织者 ,也尽可能地利用东盟的现有机制 ,形成了形式上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框架。在这种东南亚与东北亚“相互利用”的情况下 ,谈论“东亚地区主义”的言论空前增加 ,似乎“东亚”终于在成型 ,但实际上“东亚地区主义”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概念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东亚地区仍不可能组成任何意义或者形式的“集团”。中国不要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必须深刻体认与把握地区合作的微妙性 ,在“东亚”发挥好自己的核心作用。     

克服知行矛盾：中国—东盟合作与地区秩序优化

从1991年到2021年这30年,中国与东盟的地区合作取得很大成功,并优化了东亚地区秩序,堪称中国周边战略和地区合作的最佳实践。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总体上形成以东盟为基准,多层次、多渠道、多进程的合作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克服了种种地区合作的知行难题,形成知行共同体,在促进双方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当前,中美在东南亚的战略博弈加剧,各方“印太战略”兴起,中国与东盟合作面临新的知行难题,也蕴含了双方进一步升级合作并优化地区秩序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可通过接纳和推动“东盟印太展望”,实现与东盟合作的升级,共同推进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构建。     

东盟版“印太”愿景:对地区秩序变化的认知与战略选择

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主要围绕地区秩序的调整与重构展开,即"中国方案"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较量。美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同时力图通过承认东盟的中心地位,获取东盟国家的支持。面对中美博弈,印尼提出了东盟版的"印太"愿景,强调地区包容性,协调中美方案的对接与共存,其根本目的是维护东盟的统一性与中心地位。目前,印尼正在推动东盟国家就"印太"愿景达成共识,并争取获得大国的认可。鉴于此态势,中国应坚持包容、开放的地区合作理念,与美国形成有限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有选择地回应东盟版"印太"愿景,同时积极开展与日本、印度等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引导地区秩序朝对话而非对抗、互利而非"零和"的方向发展。     

地区秩序转型与东盟中心地位的消解与再塑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并出台了具有地缘政治大战略意义的"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要重构地区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版本。这种变化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开始趋向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张力将不断压缩东盟引领区域合作的行动空间,并从地区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及秩序环境等方面挑战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不过,区域内外主要国家仍然重视东盟的战略价值,纷纷表示将会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这或将间接为东盟在地区秩序转型中维护和重构中心地位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与地区整合的前景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近年来呈现出较快发展的态势,正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韩国为预防东亚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努力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中,更体现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双方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对构建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对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立场不仅稳定了双方关系,对构建东亚新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     

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研究

作为我国空气重污染区之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迫在眉睫。空气污染的区域性和外部性,使得构建和完善跨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虽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联动治理空气污染的相关政策和相应组织制度安排,但现阶段京津冀政府间合作存在着浅表化及碎片化、低制度化、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化等问题。三地发展不平衡及环保诉求的不同、跨域机构权威性的匮乏、利益协调及补偿机制的缺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完善区域环保的统一标准和联动监管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设立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是提升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绩效的可能路径。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东盟合作

区域公共产品短缺制约东亚地区发展,发展援助和区域安全领域应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区域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建立过程中涉及域外霸权与地区成员、地区成员之间两种博弈类型,域外霸权的介入影响地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基于东亚成员的现实需求和互动经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促进东盟乃至东亚地区发展的最佳路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早期收获项目,其成功经验对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中国对东盟的合作安全政策

合作安全指国家间为了共同的综合安全利益,建立安全协调与信任措施,摆脱安全困境、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合作安全具有非强制性、预防性、非排他性及综合性与共同性等特点。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及环境保护问题上建立安全信任的措施与实践证明追求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合作安全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选择。中国奉行合作安全的政策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

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主义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而非像地区主义较为成熟的区域更加关注人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治理体系,而是要依靠非正式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各国认知形成,依靠软法实现治理目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TEMM)在21年的合作实践中不断构建环境共识,相互给定合作身份,继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环境共同体社会;借助国际环境协定安排,帮助并促进各国履约,通过提升各国国内治理能力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形成区域治理规范,探索出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可选路径。因此,这一机制在众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级别最高,对各国环境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中心。该机制的治理实践为复杂地区形势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合作经验。     

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机制碎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制度现象及结构特征。为此,需要对机制碎片化这一治理新情况给予重视,探讨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成因与后果,并就如何进行有效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当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新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必须对日益显现的机制碎片化及其复杂性状况加强研究、有所应对,发挥中国自身应有的作用,并创造性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全球移徙治理中的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互动实践与合作特征

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国际组织之间通过在特定议题领域互动实践,形成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重要机制——组织间合作。通过对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这两个具有相似功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各自发展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为二者的合作与互动提供了基础。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自20世纪50年代成立至今,经历了有限的互补性合作探索、深入相识的合作共赢、制度化的对等合作等阶段,并在合作领域、合作内容和合作制度化等方面不断强化。二者的合作互动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趋向,如求合驱竞、求同存异、制度化、区域转向等,为同类型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对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历程进行具体分析,旨在加强对国际组织间关系的理解,并为解决全球非正常移徙问题提供一种善治路径,即寻求组织间合作。     

美国在东南亚推广“普世价值”的成效评估及前景CSSCI

东南亚地区不论是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潜力,还是从意识形态发展方面,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了配合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战争、充分利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以及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推广"普世价值"就显得尤为积极。美国通过加强公共外交、提供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以及拓宽军事领域合作等途径,潜移默化地将"普世价值"灌输到东南亚地区。受此影响,东南亚一些国家民主制度渐趋成熟,自由、人权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地区人权组织也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在此过程中夹带私利,加之东南亚地区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征,使得"普世价值"的传播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