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海洋秩序视角下的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具有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成因,且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海洋法发展等密切相关,涉及地区海洋秩序的结构与重构。南海问题的发酵,反映了"二战"后地区秩序安排未能得到有效尊重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以及地区相应机制安排的缺失,同时也是大国海洋秩序博弈与地区规则"建章立制"的较量。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将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和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相结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     

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现状、困境与变革

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多维化推动着南海海洋治理架构向多层治理模式演进。但多层治理权力的竞争加剧、多层治理机制的分布失衡以及多层治理目标的分歧扩大凸显了多元行为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进而对南海海洋治理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协调多元行为体在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方式、区域海洋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特点为参照,推进南海海洋多层治理架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法律框架完善和议程设置优化,从而解决多元行为体参与南海海洋治理意愿不足、规制缺失和行动不足的难题,共同维护和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基础、挑战和路径

中国-东盟关系稳定发展、不断升级,为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步入“深水区”,一些挑战难题近年愈发突显。美国等域外势力炒作南海争端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拉拢东盟国家,严重干扰地区合作深入推展。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应坚持因国施策、双多边共同推进,可优先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推动开展务实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引领地区治理规则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当灵活运用二轨平台夯实“民心”基础,促进涉海文教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海洋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海洋产业的崛起和对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国内海洋生态治理起步较晚,治理成效不显著,现行治理模式弊端突出、现代化程度不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理念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吸收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东盟等主要海洋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经验,立足于本国海洋生态环境现状和现行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不断完善海洋治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全力构建相对完备的规划体系,强化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促进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海洋生态治理,加强区域合作,推进中国海洋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70年海洋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海洋事业快速发展。几十年的探索和改革逐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为海洋综合管理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初步建立健全了海洋法律体系,为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提供了法律保障。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维护海洋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履行国际义务,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海洋问题。70年来,中国始终并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明朝在南海诸国实行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明朝倡导"和平"、"非攻"的国家交往原则,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当时新朝皇帝的国家航海战略有密切关系。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完全以维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为根本出发点,秉承如此初衷,明朝在南海甚至印度洋的海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古代封建帝国维护南海周边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对当代中国实施海洋战略有示范意义。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

本文系统阐释和分析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合作机制。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跨国犯罪、海上灾害、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四大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层面的诸多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议题,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特征明显,没能从根本上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遏制。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中国应利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敏感性,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层面,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建设,整合国内治理资源;在双边层面,加强与沿岸国家双边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倡导南海非传统安全治理架构建设,推动秩序与规则建设。     

南海区域秩序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基于海权视角的认知

南海区域秩序是指以南海的海洋秩序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是南海地区各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共同价值目标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南海之前,南海地区已于中国明代前期形成了共同发展、和睦友好与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基于西方海权观的殖民侵略者却解构了这种秩序,但只是"解"了而没能重"建"。直到今天,南海区域仍处于海洋霸权与海洋主权争端并存下的"无序"乱局中。这表明西方传统海权观有本质上的历史局限性,重构南海区域秩序需要新型海权观。在这方面,中国的和谐海洋理念与强大的经济、海上力量使得中国主导重构南海区域秩序成为必然。为此,中国必须努力促成南海各争端方搁置主权争议,实现共同开发。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全球海洋污染现状严峻,单边、双边或区域性海洋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以及全球治理的宏观形势需求等决定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基于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设计关键要素时需充分考虑体系内各主体的话语权诉求、利益分配诉求以及观念诉求,并确立相应的评估体系。中国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把握话语主导权,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印记,以期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