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以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为例

国家经常通过权力塑造全球公域治理的议程和规则。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分配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一个案例。美国作为空间活动大国,通过自身的技术、知识和制度优势在国际电信联盟就如何分配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安排方面占得了先机。20世纪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要求公平利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后,美国力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变现状。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争端一直持续地发生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历次会议上。未来如果没有根本的技术革命,这种轨道资源之争还将持续下去。     

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思想,提出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新路径。在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路径的指导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打造新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创新,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

当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逐渐失去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正在丧失领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全球化进程因而遭遇了相当大的阻碍,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进程也正在放缓,全球治理亟需注入一股新的动力。而习近平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时度势,开创性地提出了其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至少从四个层面与旧有的、逐渐失效的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它始终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始终以共同发展为基本路径、始终以平等包容为基本态度、始终以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底线。这一思想的生成,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善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刍议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性影响

全球治理理论的勃兴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同时,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尽管全球治理的理论范式还存在不尽合理与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机制碎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制度现象及结构特征。为此,需要对机制碎片化这一治理新情况给予重视,探讨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成因与后果,并就如何进行有效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当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新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必须对日益显现的机制碎片化及其复杂性状况加强研究、有所应对,发挥中国自身应有的作用,并创造性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合理借鉴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观、系统治理的生态治理观、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多边主义的生态政治观、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责任观,为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中国新时代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新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的角色扮演有了新理念和新实践,中国发展的新动向为海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动能.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从视角上出现"重新发现政党"的新趋势,但研究范式和核心理论仍未摆脱"威权主义"的窠臼,议题设置也显示出更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发展"中国能力"的需求愈发强烈,但各国的中国认知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有长路,我们需要以"学术多边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