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垄断到多元互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多维视角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单一垄断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政府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国相继进行了政府治理模武的治道变革,出现了从单一垄断型政府治理模式向多元互动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嬗变.与之相适应,政府治理模式由一维视角向多维视角转型.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包括: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企业化政府治理模式、费利耶的四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未来治理模式.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国际潮流中,中国的视角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府治理研究——以新加坡、中国香港、阿联酋迪拜为借鉴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首先需要对标国际成功自由贸易港。从国际一般经验看,建立精简高效政府是提升自由贸易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本三基四梁八柱”已经搭建起来,并进入全面落实阶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成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所在。借鉴新加坡、中国香港、阿联酋迪拜三个国际典型自由贸易港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海南政府治理要克服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可从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政务信息化、政府公信力、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供给等六个方面发力,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欧美大都市区治理:从传统区域主义走向新区域主义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的政府碎片化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思潮,并在政府跨界治理决策和政府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探讨了传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起因、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实践响应、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认为尽管新区域主义受到一定的青睐,其发展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具体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精髓,又要注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构建多样多层跨界治理模式。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府治理创新对策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政府自身的革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挂牌以来在政府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由于广东自贸试验区特殊的区位特征和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自贸区政府治理在权利分割、区域协调、立法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如何在"一国两制"的特殊经济制度下探索新的政府治理创新模式,是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高校共青团员在网络空间治理环境中的责任研究

网络空间的治理有赖于国家的新思维和大智慧,但网络的未来在青年,青年在共享有互联网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履行好维护网络空间良好发展的义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共青团员在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中的积极作用,对共青团积极参与网上舆论引导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共青团针对"构建清朗网络空间"这一主题,持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团员参与网络空间治理。高校青年团员是有知识的先进青年群体,团员的身份就是一种责任,应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分析

解构近期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中国准确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而且有助于厘清全球发展治理的建构基础和议题导向。从2018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政策迅速转向并表现出与中国援助模式趋同的特征:资金方式上从无偿援助为主转为开始采用贷款模式,援助领域上从重点锁定治理能力相关领域转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执行方式上从以财政援助和方案援助为主转为向单一的项目援助倾斜。这一调整的直接原因在于亚太地区传统的大国博弈加剧,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模式更加符合南太平洋岛国的发展诉求,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援助国试图应对新兴援助国对既有援助格局的冲击。该调整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全球治理领域必将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方面,"竞争性援助"客观上促成了受援国主导的发展援助模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变革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架构,但是全球治理摆脱大国博弈、实现去政治化仍道阻且长。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海洋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海洋产业的崛起和对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国内海洋生态治理起步较晚,治理成效不显著,现行治理模式弊端突出、现代化程度不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理念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吸收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东盟等主要海洋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经验,立足于本国海洋生态环境现状和现行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不断完善海洋治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全力构建相对完备的规划体系,强化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促进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海洋生态治理,加强区域合作,推进中国海洋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中国保障性住房的运作机制及政策研究

在市场经济管理下,"人居"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比较重视和保障人民的居住权利,同时也注重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相关住房政策来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住房的需求,一项成熟的住房政策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一项不完善的住房政策将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住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持续关注并努力做好的责任。各国政府为了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境,建立了这类独具社会保障性的住房———保障性住房。在住房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保障性住房也由政府独立提供向以政府提供为主辅之其它渠道联合提供的多元化方向转变。逐渐成熟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为保障性住房提供资金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本文依据重庆市现行的相关政策为参考,对它在中国及境外从运行机制到模式选择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为融资机制的健全发展提供政策方面和运行模式的借鉴。     

浙江经济空间集聚模式的历史演进分析

浙江是一个市场大省,也是一个制造业大省,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专业市场与制造业在相互影响中演化出多种空间集聚模式。总结起来,浙江经济空间集聚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小企业、大市场"空间集聚模式、专业市场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空间集聚模式、地理网络空间集聚模式,这是一个从"位空间集聚"逐步向"流空间集聚"的演进过程。因此,在信息时代,浙江应该加强"流空间集聚",实现地理网络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模式的再创新。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理顺关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英文）

在政府各类文件中,理顺关系往往与机构改革、转变职能放在一起表述。不理解关系及关系的理顺,就无法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理顺关系包括四个维度: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经济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其理顺路径可以归纳为分开、保留与延迟。一方面,这三条路径的相互抵牾,影响了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并使其在闭合和开放中寻求平衡。另一方面,理顺关系的路径行程,根源又在于中国国家治理同时并存的总体性诉求和现代性诉求。可以说,理顺关系再塑了中国国家治理特质。在持续不断的理顺中,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要素也发生了关键变化。从理顺关系角度而言,未来对更大系统的"关系"的开放性吸纳,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至关重要。     

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国际法依据研究

北冰洋海冰消融使得北极航道得以开通,而北极航道的利用也带来了相应的治理需求。作为世界航运大国,中国在北极享有航行、航行中的安全保障和环境保护以及航行中的搜寻和救助权利义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国际准则》等国际法律制度为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提供了国际法依据。现有国际法依据主要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开,同时它们还显现出了从软法向硬法过渡以及全球性条约区域化的特征。基于此,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北极国家合作以及提升本国履约能力等方式,充分利用相关国际法依据,积极参与北极航运治理。     

论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寻求发展可以选择政府合作依赖、社会组织自我依赖和境外合作依赖三条路径。国内多地实践显示,社会组织较多地选择了跟政府合作,以＂退位—补位＂、＂掌舵—划桨＂等合作模式,授权、嵌入、孵化等合作方式,演绎成了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政府合作依赖在给中国社会组织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让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与依附性冲突、角色定位难等困境,从长远发展看,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来加以保障。     

掌舵还是服务——服务型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政府自身要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充当主导角色,而政府职能定位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社会的政府模式经历了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及服务型政府三种类型,每种模式对政府职能定位都有其独特的要求,中国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新公共服务及新公共管理对于政府职能定位的要求,即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应该是既掌舵又服务,以企业家的身份去建立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善治为目标去推动政府创新以及建设法治政府。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系统失灵假说及对策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起点和背景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了产权失灵假说、市场失灵假说、股权结构不合理等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失灵是一种系统失灵,这种系统失灵体现在四个方面:内部治理子系统失灵;国家、政府治理子系统的失灵;以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子系统发育不全;缺乏成熟的政治经济环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优化股权结构、培育和发展成熟市场以及完善基础性运行系统着手逐步解决。     

国际会展业成熟运作模式及启示

会展业发展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欧美及亚洲的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会展业比较发达,运作模式已趋于成熟。纵观其发展,既有政府在场馆建设及税收等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自发调节,又离不开会展行业协会的规范和协调。同时应当看到,政府、会展行业协会和市场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会展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又不尽相同,根据三者的调节力度大小,主要有政府推动型、市场主导型、协会推动型、政府市场结合型四种成熟运作模式。我国会展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会展业运作模式还不成熟,应从我国会展业发展历史和现状出发,从发达国家和地区会展业的发展中得到积极的启示和借鉴,逐步探索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会展业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