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新近态势、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新兴而紧迫的重大议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既呈现出主体多元并存、规制趋于整合、目标立场各异、客体复杂严峻的态势，也在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等方面面临着单边主义抬头、反对力量掣肘、科技水平不足、资金缺口增大等现实挑战。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努力维护并引领国际多边合作、增强科技和资金保障能力、统筹推进多领域治理进程、扩展非政府组织参与渠道，以推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取得更大实效。     

防治海洋微塑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正海洋微塑料是近年全球治理的热点问题,由于其对海洋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威胁,被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目前,尽管全球海洋中的微塑料总量尚无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它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微塑料在海水、沉积物、海滩、生     

对海洋“PM2.5”——微塑料说不

<正>2004年,发表在Science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出微塑料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微塑料的尺寸还没有共识,但通常认为是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它也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海洋中的"PM2.5"。早在上世纪70年代,科学文献首次提到了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世纪初,随着令人震惊的太平洋"塑料垃圾带"、无处不在的微塑料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潜在影响的报道,社会对海洋塑料垃圾的研究     

《塑料海洋》中文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正>近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和卡桑德拉·菲利普斯(Cassandra Phillips)撰写,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张元标研究员等翻译的《塑料海洋》(Plastic Ocean)一书在海洋出版社出版。国家海洋监测中心王菊英研究员为本书作序如下: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海洋塑料污染问题,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第一次全球综合海洋评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是中国持续开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的结果,也是其更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倡议。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问题。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力量,对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政治关系,发展全球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全球海洋污染现状严峻,单边、双边或区域性海洋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以及全球治理的宏观形势需求等决定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基于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设计关键要素时需充分考虑体系内各主体的话语权诉求、利益分配诉求以及观念诉求,并确立相应的评估体系。中国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把握话语主导权,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印记,以期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内涵特征、中国实践及建设方略

规划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已成为不少中国沿海城市的追求与行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具有航运产业基础雄厚、海洋经济高度繁荣、海洋科技保持领先、海事服务优质高效、海洋治理辐射全球和营商环境稳定优良等六大重要特征。在回顾中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实践后,对中国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从完善建设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提升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方略。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阐述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地缘战略意义,指出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反映了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探讨了中国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诸多挑战;着重分析和设计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若干路径,并明确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积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利益共同体—蓝色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海洋社会成为中国海洋治理的终极发展目标。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具体实践领域的适用困境。在理论层面,该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构成要件尚不明确,亦不确定该原则是否存在例外。从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公海塑料污染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存在区别责任被忽视、弱化或共同责任难以落实的困境。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旧的权力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以及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科学。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难以确定各国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怠于承担或弱化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区别责任是该原则在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笔者建议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细化有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和具体形式、以及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在具体实践领域,笔者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塑料公约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积极推动BBNJ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人类海洋活动的增加,海洋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已成为国家战略性问题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我国海洋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权纷争、污染严重、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诸多方面,海洋生态安全意识、价值观、法律、规划、科研资金投向的不合理,是导致这些不安全因素的主导原因。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维护我国合法的海洋权利和权益,实现海洋事业稳定发展,必须要以软治理为保障,促进硬制度的顺利实施,构建一个包括治理目标、治理理念以及治理路径的"软硬结合"的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

当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逐渐失去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正在丧失领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全球化进程因而遭遇了相当大的阻碍,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进程也正在放缓,全球治理亟需注入一股新的动力。而习近平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时度势,开创性地提出了其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至少从四个层面与旧有的、逐渐失效的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它始终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始终以共同发展为基本路径、始终以平等包容为基本态度、始终以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底线。这一思想的生成,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善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欧盟海洋边界安全治理与启示：以海上非法移民为例

欧盟已将对其海洋外部边界的治理与管控纳入《欧盟海洋安全战略》范畴。"非法移民"或"难民"的涌入,不仅为欧盟社会、政治秩序造成负担,也因其常与海上跨境犯罪及非法走私等密切联系,对欧盟海洋安全构成威胁,迫使欧盟海洋战略由侧重经济发展转向危机管理。因此,在军事层面欧盟通过实施"索菲亚行动",快速打击有关偷渡、人口贩卖等行为。在民事层面,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行动及职能范畴,充分利用国家间合作与超国家层面政策结合,克服国家层面共同外部边境治理和管控的不足。欧盟以此为基础,通过海上多重监管及信息交互系统的建构,突出军事和民事手段的结合。本文基于欧盟海洋外部边界安全治理面临的海上非法移民问题,着重分析欧盟相关军事和民用政策内涵及其联动,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评估欧盟相关政策的治理效果,并就其对中国完善相关海洋外部边境治理相关政策进行可能性的思考。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及路径

理念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顶层设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下,以理念为切入点解构全球海洋治理诸多困境,是寻求破解全球性海洋危机的必由路径。共同体理念因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和全人类价值共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聚合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筑开放包容的国际海洋秩序,践行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环境治理路径,助力以蓝色伙伴关系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壁垒。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海洋格局变化,将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