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新变化及对中拉关系的影响刍议

近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复杂深刻调整的过程中,拉美政局渐趋“左退右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总体放缓。拉美左翼主导的南方共同市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一体化组织发展受挫。但由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组建的太平洋联盟却发展顺利。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积极调整对拉美政策、加强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预,也成为影响拉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鉴于拉美一体化同中拉整体合作互为促进的关系,当前拉美一体化新动向也给中拉关系带来诸多新挑战。妥善应对形势变化,既需要对当前拉美一体化发展趋势有准确研判,也应对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抱有信心。     

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现状、动因和前景

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保持缓慢但稳定的发展节奏。拜登政府政策的“近岸外包”色彩更加明显，对拉美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加大。墨西哥占据美拉“近岸外包”的优先位置，但拉美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正逐渐显现。美拉供应链合作有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趋势。美国是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的主要推手，拉美则是“近岸外包”的积极推动者。美拉供应链合作机遇在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国地缘博弈的加快和全球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挑战在于拉美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实操层面存在现实困难以及美国存在“近岸”和“回流”两种相对声音。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发展前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存。     

全球化背景下中拉共同体关系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事务全球化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关系表现出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条件逐渐成熟。中拉应当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塑造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关系,进而走向牢不可破的文化共同体关系。虽然中拉关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矛盾,但应理性、辩证地看待矛盾背后中拉关系发展的广阔前景,坚持以经贸合作为基础,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稳步发展,深化政治互信,扩展合作领域,增进互利共赢,为中拉整体性均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

"一带一路"正在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对当前世界发展意义重大。拉美国家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而且"一带一路"本质上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产业价值链攀升。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拉美地区因为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区域一体化发展不足、营商环境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在面向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三大价值链中附加值占比较少,而且自身的价值链发展也呈现出局限性。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将给予中拉经贸合作新机遇,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合作、参与拉美再工业化、金融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合作、科技创新合作和面向亚洲的跨区域一体化等方面。     

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造成了重大打击。历史上,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特朗普的上台更是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政策,从废止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和回归传统能源政策三个方面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和"易变性"。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政府退出决定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系统性解读。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不同层面和发展趋势综合考量特朗普政府气候决策调整的动因。同时从国内气候治理、《巴黎协定》走向和全球气候格局等几个方面来理顺其政策影响的延展逻辑。本文提出在现有的美国政策环境下,中方可以加强同美在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市场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绿色金融、气候融资等方面的合作,维护中美气候合作,积极寻求全球气候制度性权力,维护和提升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利益和诉求。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援助和投资并举的方式推动中拉合作减贫,主要特征为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经济增长与"能促型"减贫相结合,国有资本主导和市场参与相结合。中国援助与投资整体上有助于拉美国家减贫,但不同类型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有所差别。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拉合作开发潜力较大,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拉美国家政府治理能力、市场效率、援助和投资碎片化以及中国对外合作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影响了中拉合作减贫的持续推进。对此,中国需要不断完善多渠道合作融资模式,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与"能促型"减贫之间的关系,加强中拉政府治理能力和市场制度建设交流,构建"弘义融利、开放包容"的对外合作开发体系,持续推进中拉合作减贫。     

美国、欧盟对拉美整体合作的差异性比较

美国、欧盟对拉美整体合作虽然都是典型的不对称南北合作关系,但由于国家利益和对外合作理念不同,前两者与后者的整体合作存在以下一些区别:第一,合作基础和方式不同。美拉整体合作建立在泛美主义基础之上,是美国控制下的以一对多的合作方式;欧盟与拉美整体合作以原有的历史联系为基础,是欧盟主导下的以多对多的合作方式。第二,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态度不同。美国对把其排除在外的拉美一体化持抵制态度,而奉行多边主义的欧盟则持支持态度。第三,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策略不同。美国采取的是由北向南整体推进和各个击破的策略,而欧盟主要奉行与拉美各次区域组织进行集体谈判来推进自贸谈判的政策。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中越产能合作的问题与对策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各国贸易与投资受阻的背景下,中国与越南的国际产能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目前,中国与越南产能合作主要以电力、纺织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工程承包规模较大,产能合作平台建设也初见成效,但也出现了合作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两国竞争优势产业尚未凸显、金融支撑不足等问题.确定中国和越南产能合作重点领域,优化中越产业园区的建设,建立协同升级、互利共赢的内在动力机制,发挥中越产能合作专门协调领导小组的作用,积极促进中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深化中越金融合作等能促进中越产能合作进一步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与制约

在大国技术竞争中,国家可以采取自强型或者遏制型的战略。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采取的遏制型战略。驱动美国向遏制型战略转变的原因是技术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中国的技术崛起使美国感到了威胁,而同时特朗普政府及其带来的政治混乱又给这种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条件。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都对中国的技术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措施,限制市场、投资、技术、人才,并威逼利诱盟友进行联合围堵。但是也有诸多的因素会约束美国对华的科技遏制战略,包括技术发展对合作的需要、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国际竞争的压力以及美国对外国科技人才的依赖等。未来的发展走向有赖于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消长,中国应该立足于自身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科技围堵。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产能合作:理论基础与潜力分析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也为南南合作提供新思维。中拉产能合作自提出以来,在项目建设和融资支持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循环。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成熟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拉美地区,帮助拉美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其加工和制造能力,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选择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是推进中拉产能合作的关键一步,本文以全球价值双循环背景下的南南合作新范式为理论基础,通过比较要素供给侧和产品需求侧的不同指标,对中拉产能合作的国别潜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地区大国可作为中拉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投资是扩大中拉产能合作规模最重要的方式;特定政治和经济风险仍然是中拉产能合作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国清洁能源补贴政策新动向、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分析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既关系到一国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也关系到该国在未来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提供巨额补贴以支持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发展,力图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世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中重新占据领导地位。鉴于其庞大规模和美国本身的巨大影响力,该法案的实施将对各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本文总结了该法案中清洁能源补贴政策的对象、规模和方式,并通过与此前相关补贴政策进行比较,研判美国清洁能源补贴政策的新动向、新特征及对相关国家的潜在影响,并对中国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拉美学者眼中的周恩来与中拉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总理就十分重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为中国与拉丁美洲人民传统友谊的缔造、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周恩来研究也是拉美各国"中国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尤其是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国的很多学者基于其本国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相似的历史遭遇等,从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民族民主革命认识等方面展开了对周恩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在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总结和梳理拉美学者眼中的周恩来与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可以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多方面的启示与借鉴。     

卢布暴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引发了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暴跌。卢布暴跌通过经常项目变动机制、资本项目变动机制等传导机制,引起俄罗斯经济出现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等问题;通过贸易溢出效应、产业联动效应以及金融溢出效应等国际传导机制,引起中亚、欧洲新兴经济体等出现货币竞相贬值,对外贸易受到冲击、经济增速下滑;此外,给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经济合作以及"丝路经济带"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应该抓住中俄新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中俄制造业的互补性,积极推进双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效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英国海洋能源产业全球布局背景下的中英海洋能源合作评析与对策

英国在潮汐能、波浪能等海洋能源领域具有优势,这是其在全球进行海洋能源产业布局的基础;英国海洋能源产业全球布局反过来也有助于维持英国海洋能源产业的优势。为此,英国同法国等欧洲国家及环太平洋国家开展海洋能源合作,英国同中国的海洋能源合作则是英国海洋能源产业全球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中英海洋能源合作不仅源于英国的主动,也源于我国发展绿色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多重诉求。今后,我国要加快制定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战略规划,重视参加多边主义框架下的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加强海洋能源人才储备和信息服务,提高海洋能源自主创新能力,以此增进中英海洋能源合作。     

日本汽车产业对华投资战略研究——基于对外投资理论视角

近年来日本汽车产业一直加速对外投资布局,海外生产比率持续攀升。在对外投资理论的多维视角下,日系车企对华投资演变体现出深层特征,如投资动因弱化垂直型投资因素,偏重水平型投资;区位选择从分散转向相对集中,并形成产业集群;投资方式从边际部门向比较优势部门转移;投资影响反映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双重效应等。钓鱼岛事件后,中国市场上日系车购买意愿降低,日系品牌在华销售份额大幅缩水。事实上,从2008年起,日系车在华市场占有率便呈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竞争优势弱化。日系车企以钓鱼岛事件为契机,重新布局在华生产投资战略。在日本汽车产业在华投资模式发生转变之际,中国应在技术优势、区位优势、市场环境等方面对日系车企加以政策引导,加强中日节能环保技术合作,以推动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     

统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转型势头良好，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提升。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为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提供了良好契机。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能与能源消费强脱钩，诸多技术瓶颈仍制约着中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体制机制短板和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使中国在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形势，同时吸取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进一步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双碳”工作推进节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强化能源供给保障等体制机制建设。     

外资企业在华市场攻略及其融合性分析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采取了一系列市场攻略。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攻略不断调整,在投资战略、合作战略、经营战略、技术战略、产业战略等等方面都逐步地从短期性向长期性转化,从分散化向系统化转变。在与外资企业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中外企业逐步由契约关系转向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企业向外资企业学到了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等;外资在华企业成为中国企业技术引进的载体。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加快了中国企业内向型和外向型的国际化步伐。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进程加快,农业合作走在最前端,随着双边及多边农业合作协议的签署,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不断深化,但双边农业合作基础仍显单薄,亟需全面升级,以不断完善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互通等保障机制。本文以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为研究内容,运用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双边农业互联互通合作的动力、合作进程及内容,探讨影响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的主要挑战,认为中国积极谋求区域农业合作,与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基础设施、投资、贸易、技术及政策互通为合作路径,有利于形成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农业合作平台,促进双边合作共赢。     

试析近年来不断深化的日印关系——兼从日印能源合作的视角

冷战时期的日印关系发展比较缓慢,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日印关系逐渐升温。近年来,日印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各个领域不断加深合作,其缘由主要在于:确保海上能源通道的安全、牵制中国的发展和能源领域有相互合作的需求。在能源领域,重点在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新能源、核能、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日印不断充实合作内涵。同时,影响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因素也有不少。     

中国中小企业海外转移层次提升探讨

中小企业走出去"转移升级"包括技术转移升级、人力资本转移升级、产业梯度转移升级、赢利模式转移升级、企业组织转移升级等模式.中国中小企业需要实施走出去的一系列"转移升级"战略,包括资源要素创新输出战略、产品主动供给战略、合作共赢战略、迎进来战略等.转移升级实质上是新时期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转型,它与国内近年提出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一脉相承.后者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国内版,前者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国际版.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移升级又建立于国内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