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笔名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原名郁文,表字达夫,发表文章大都著名“郁达夫”或“达夫”。他还使用过好以下几个笔名; 春江钓徒郁达夫诞生于富春江畔的富阳县城。表达他热爱故乡之情。在1915年11月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校友会杂志》第十六号上发表     

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赵树理的《打卦歌》

赵树理最早发表的著作《打卦歌》,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但我在翻检一九三一年《北平晨报》时,在一月十四日第五版的《北晨艺圃》副刊上发现了这首诗。署名“野小”,这是赵树理早年使用的笔名之一。赵树理曾说过:“我的父亲是野大,我就是野小。”意在表明自己是村野里生长的“小字辈”。这首诗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这位具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当代著名作家,他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一首七言古体诗。现将全诗抄录如下:     

《诗论》所评“童而偕”之诗研究

《诗论》将《关睢》等七首诗评为“盖曰童而偕,贤於其初者也”,提出了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睢》等七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这些诗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生活的作品,青年男女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而知道与人和谐相处,学会将自己的行为与礼相谐。七首诗始於《关睢》之礼,终於《燕燕》之独,出於一严密的构思。     

文中画 画中诗 诗中情——读朱自《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裳红》

二十年代初,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中,有两位影响极大的散文作家,一个是以《寄小读者》闻名于世的冰心,一个就是以《踪迹》、《背影》脍炙人口的朱自清.朱自清本是诗人,早年从事诗创作,“五四”时期即写新诗,他的第一首诗《光明》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代写的.一九二二年创作,二三年发表的长诗《毁灭》在当时诗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二四年出版了诗文集《踪迹》.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创作转向散文,一九二八年出版散文集《背影》,成为一代散文大家.正是由于他是诗人,因而他的散文就充满着浓郁的诗意,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一种诗意”.     

古绝句四首

【说明】“绝句”是一种以四句为一首的诗体的名称。这四首诗是晋以前的作品,最初见于《玉台新咏》卷十。这些诗的形式和当时的“绝句”相同,故以“绝句”命题。三国六朝时代长江流域的民歌五言四句,且以多用隐语为特色。这几首诗也可能是南方所产。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柳亚子诗何以成了郭沫若佚诗

顷读《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发表的乐祥让同志的《郭沫若的一首佚诗》,疑窦顿生。这首“七绝”并非郭沫若的佚诗,亦非“郭老书赠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恰恰相反,它是柳亚子写的一     

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

《新修太学歌》原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是黑城遗址出土文献中的一种。1986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予以抄录并用日文翻译,作为论文《西夏语“月月乐诗”之研究》的一部分,发表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卷上。这首诗赞美的是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三年(公元1192年)重建太学(国子监)的事情,其中叙述了西夏太学的形制和功用。鉴于有关西夏太学的资料史书失载,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也没有这方面的发现,所以它仍不失为了解西夏太学的一份绝无仅有的好材料。     

“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起点——读闻一多早期诗篇《提灯会》

一九七九年,是伟大“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是被国民党蒋介石暗杀的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授闻一多诞生八十周年。生活里总有许多巧合。也许是一种巧合吧,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九一九年五月,恰好闻一多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提灯会》。这首诗是从描写庆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北京一部分学生参加提灯游行开始的。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殖民地已为各列强瓜分完了,列强之间的争     

屐痕留八闽 丹心映青史──论郁达夫在福建时期的散文

从1936年2月4日来到福州，至1938年3月8日前往武汉，郁达夫在福建生活了两年多．在这期间，他既不象《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作者尼姆·威尔士（即海伦·斯诺）所说的“搁笔不写”、“在文学上已退体”，更不象钱格博士在他的《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这部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的专著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一年（指1935年尾以后──引者按），他的文学生涯已告终了。……他自文坛鞠躬下台．”这两篇文章的论断是与事实不符的。郁达夫在福建的两年多，是他创作力旺盛、散文创作丰收的时期。据笔者统计，他这段时间发表了近50篇散文，约有一半是在抗…     

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诗歌中，悼亡诗始终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何谓悼亡诗：（一般指夫妻之间）“抚存悼亡，感今怀昔”①之诗也。由于自晋代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以后，“悼亡”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称，因而有的论者认为悼亡诗始于潘岳。然而我们纵观悼古诗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第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悼亡诗，其中有一首《唐风·葛生》就是一女子哀悼亡夫之作。第二，我认为在封建“男权主义”时代，妇女处处受到歧视，历代文人的目光一般只对准了男人的作品，而忽视了妇女的悼亡诗，这其实是“男权主义”在文学中…     

谈敦煌唐人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舒学先生根据王重民先生录出的伯二五五五卷子,校对和整理出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这一残卷的发表,有利于我们对它展开研究与探讨,是一件大好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共收入七十二首诗,其中无名氏作品有五十九首,有名氏(马云奇诗)作品只有十三首,只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根据民间文学无名性的特征,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基本上是民间文学性质的作品,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敦煌民间文学的范畴之内。再对照残卷原照片来看,原卷没有刻意修改的痕迹,看不出这些诗便是诗人的手稿,而是由第三     

郭沫若的一首佚诗

最近翻阅旧籍,在一九四○年柳亚子书赠阿英同志的《左袒集》手稿中,发现了郭老的一首佚诗——《杂咏》。诗末署名为“郭沫若”。此诗作于一九三一年,时郭老已东渡日本。这首七言绝句,是郭老书赠给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在这首诗里,诗人把自己喻为举世无双的“太原公子”,表明自己虽然“戎马经年”,而今又流落异国,但欲拯中华民族之大志,毫未减弱。正象诗人所说的那样,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相比,“甲     

论朱自清的旧诗创作

在朱自清诗歌创作总体中，他的旧体诗在数量上远超过新诗，先后结集有两本。抗战前所作日《敝帚集》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收拟古诗二十七首，据季镇淮先生说：“这些作品，先生从来秘不示人，其所以模拟者，只是作为了解、研究中国旧诗词的一种方法。而研究旧诗词是先生的教书工作的一部分。先生拟古诗就正于黄晦闻先生”。黄先生颇为赞赏，批语云：“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第二部分收古今体五十首，第三部分收拟古诗十八首，第四部分收译诗五首。抗战中所作于1946年结集题为《犹贤博奕斋诗抄》收诗138首。这两部旧体诗“多戏论之类，…     

苦闷中的呻吟与抗争──《少年维特的烦恼》与《沉沦》

歌德与郁达夫出生于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世纪，但他们却在几乎相同的年龄，出于相近的原因，运用类似的手法，写出了情感与结局都很接近的传世之作──１７７４年．在德国被称为“狂飙突进”的文学运动中，２５岁的歌德出版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１９２２年，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２６岁的郁达夫发表了《沉沦》。维特在爱情与社会上均遭挫折之后，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沉沦》的主人公则在失恋与被人歧视的痛苦中投海自尽。上述两部充满感伤和愤懑的作品，都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     

郭绍虞先生已作纠正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补白”《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里引郭沫若同志的话说: “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按,这里所提及的“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巳由绍虞先生本人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的《战地》增刊     

国外郁达夫研究概况

如果从灵谷的《郁达夫小说》这篇文章算起,那么,新加坡的郁达夫研究应该从1928年开始。但是,郁达夫引起新加坡学者的注意,则在1938年他去南洋之后,到1945年被害的短短几年里。新加坡的郁达夫热心者、崇拜者、反对者至少有三十多人写了不少于四十篇文字。这一时期,新加坡的研究者们似乎对郁达夫小说的兴趣不大,在为数不多的作品评论中,也都集中在对他的诗词的评论上。值得注意的是:一、新加坡学者对郁达夫下南洋宣传抗日救国给予了高度评价;二、1939年初马华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由郁达夫《几个问题》而引起的争论。     

论陈寅恪对唐代兵制的研究

成书于1979年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册隋唐篇（上）之绪论中，道出唐朝“这个复杂的时期”，对无论中国学者、日本学者、西方学者都自有其吸引力；而尤称重陈寅恪对“解释这时期政治及制度史有重大贡献”。本文遂拟就通过探讨陈氏对唐代兵制之研究，见其研究方法及成就。1937年，陈寅恪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此文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1957年，陈氏发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其中论点，颇引起学者不同的讨论：王树椒、杜洽、岑仲勉、谷霁光、贺昌群、章群等诸家均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讨论，更…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与孔子诗教殷光熹（云南大学中文系）《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有３０５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论语》中记录了一些孔子有关《诗》的言论，过去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