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章句》引注考看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特点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主要引用了郑玄、程子和吕大临的注。解读朱子引郑氏注,可发现汉儒、宋儒解经之别,以及朱子训诂与义理并重的解经方法。朱子引程子注则兼采训诂和章节刊定裁分,并且和会二程子意以注《大学》。引吕氏注则彰显朱子解经治学不流于学统门户之见、广博援引各家学派观点的解经思路。     

论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

北宋中期 ,面对儒学的内在危机及佛道的外在挑战 ,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者进行了复兴儒学的艰苦努力。他们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 ,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训诂考证 ,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 ,并且大胆创新 ,自出己意 ,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释 ;与此同时 ,他们以兼容开放的态度 ,融汇百家而陶铸己说 ,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前提下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 ,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诸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孔颖达疏解《大学》的特色

孔颖达对《大学》的疏解,注重经注兼释,疏解虽宗主郑注,但也有所补充和超越;其详于训诂,重视考订字词章句、疏通字义及辨析古今名物;注重掘发义理,阐发大一统思想和为政之道。孔颖达疏解《大学》代表了当时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