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将对世界各国舆地情势的研究归结为“所以志西洋”,而志西洋的目的“正所以志英吉利”。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交往也最多。因此,对英国的了解与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中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权、刑法论

十九世纪末期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清政府不仅要付出难以承担的巨额赔款,而且国家的生存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愤激之情不可抑制.有识之士更是痛定思痛.寻求答案.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时人以为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西洋的船炮,于是有李鸿章等人大力倡导西洋船炮的学习,以为只要有了西洋的船炮,便足以对付西方各国,自然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如今中国有了西洋船炮,还没有与西方各国较量,仅与日本一接触便遭致惨败,原因何在呢?于是想到了日本在从事器物技艺西化的同时,也从事制度的西化;不仅学习西洋的     

美丽中国:中国版环境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

以国家目的与任务的历史演进的宏观视角看,现代国家历经警察国家、夜警国家、社会国家三种形态变迁。环境国家是社会国家在环境领域的重要体现,亦具有规制国家和福利国家二元面向。各国宪法对于环境国家,有的诉诸环境权,经由“基本权利—国家任务”的逻辑予以确认;有的采取基本国策规范的表述,直接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1978年《宪法》开启我国的环境国家建设;2018年《宪法》修正,将美丽中国入宪,其统合既有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打造中国版环境国家。在“美丽中国”统领下,我国已经形成“根本任务规范—纲领性规范—规则性规范”的结构合理、效力差序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     

论东北亚的“连结带“特点对本地区国际关系走势的影响

东北亚地区在地缘上连结着欧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自古就是陆权国与海权国的必争之地；１９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又在此交汇，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地区各国对外关系的选择；冷战结束后，以中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本地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和市场机制已比较完善的国家都在此竞争共处，这些多样化的“连结”将不可避免地对本地区各国对外关系的走势产生影响。     

清朝末年西洋音乐的传入与传统音乐形式的转变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西洋音乐逐渐成为中国民众音乐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在华乐人、教会组织,中国官员、商人的音乐文化活动以及外国侨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留学生、出访官员的学习考察以及其他出国人员对西洋音乐的吸纳,促成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西洋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并使多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在中国日渐发展开来。     

试谈“死国”的解释

谈到秦末农民起义,常引用一段重要史料:“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陈胜吴广商谋起义时的内心活动。然而,对其中“死国”的“国”究竟何指,历来解说不一。有的把“国”解释为“起义”,有的解释为“政权”或“国家”,有的则笼统地意译。我认为,这些解释不确;这个“国”应是“楚国”的简略语。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学术界正在加深对它的认识,有的很深刻,但有的却是误读.文章对国家治理理论中的“舶来品说”、“管理、治理对立说”、“公民社会说”以及“多中心说”予以解读与澄清,并在法治的轨道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     

应重视中外关系史两个方面的研究

朱杰勤在《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与世界各国发生文化和物质交流最早的国家之一。因此,要研究中外关系的发展历史,要有“一部内容丰富,符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问世。” 作者认为,“国无论大小,都有长处和短处。”     

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始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接触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对于这一热潮的出现和走向，我国学术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但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缺乏统一的称谓，有的称“汉学”或“海外汉学”，有的称“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本文回顾了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并对其学科称谓提出讨论。     

文化传统和综合创新

中国哲学的特点和贡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有许多人对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带来的问题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有意义的。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等人都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哲学”进行了区分。我在《中国哲学大纲》和其他的文章中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 ,我现在依然坚持那时候的看法。也就是说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 ;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 ,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①“区别哲学与非哲学 ,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 ,在现代知识情形下 ,这是不得不然的。”② 基于此 ,我认…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西画东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因传教之需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洋绘画。西洋绘画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画坛上开始出现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融合的新局面。“西画东传”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怎样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时事对话)

甲:近来世界局势激荡多变:一方面,各国人民日益觉醒,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譬如有的地方的革命斗争遇到挫折,有的国家的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国     

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

西洋望远镜的传人,在明清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热衷于“西学”还是排斥“西学”者均承认望远镜所具有的先进功能。西洋望远镜对中国天文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天文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人传统的月亮神话亦出现动摇。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的《望远镜中望月歌》,表达了阮元以西洋望远镜观察月球后的感慨,他对中国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表明了西洋物质文明的传人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影响,这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实例。     

“夷夏模式”论

一、从“中国”说起中国古代亦有“国家”之词,其意义与今相去甚远。先秦社会,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是国的“硬核”,国是一个大的宗法血缘集团。所以帝王是最高的大父家长,代表最大的血亲社团,常称作“国家”,如《晋书·陶侃传》谓成帝“国家年小,不出胸怀”;同时,“国家”又是这个大血亲社会的统称。文字学上,“国”即“國”,从戈,从口,为武装守卫的院子或栅栏或城池。所以古代“国     

中西古文明比较

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 )中国学者的比较早在本世纪初 ,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 ,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 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 ,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 ;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 )一文中 ,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一带一路”国家铁路联通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本文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指标,测算中国与沿线各国的铁路联通水平。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铁路联通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与沿线各国的铁路联通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沿线各国铁路联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铁路联通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国通信基础设施越好,与中国的距离越近,铁路联通的出口促进效应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内陆国的铁路联通所产生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大于沿海国。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

当今各国证券法制正面临艰难的路径选择,有的国家正从证券法向金融服务法转型,有的国家选择了证券法与金融服务法并存的模式.在证券向金融商品转型、投资者向金融消费者转型以及证券法向金融服务法转型的趋势中,各类金融服务者和金融消费者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委托--受托关系,中国应当在兼顾国情和既有金融监管体制的基础上,采用证券法与金融服务法并存的证券法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