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初期中日两国土地制度与税负的比较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土地制度有较大的差异。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对近代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不能因此得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明显落后于日本的结论。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农业产值是日本的9.4倍,但实际土地税规模仅为日本的1.3倍。按土地税占农业产值的比重看,日本的土地税明显重于中国。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政府在通过土地税改革集中农业剩余推动近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成效,而清政府则相形见绌。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是农民承受较重赋税的重要条件,而中国的农民除土地税外还承受具有人头税性质的盐税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中国农民承受的赋税也较重。     

产权理论的误区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古典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的演进.目前,产权理论研究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在一些方面误导了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需要通过对产权中各项经济权利的合理配置,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民营企业则需要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转变.这种产权制度的改革既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宏观经济均衡、稳定和持续发展.     

土地税种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土地税收是税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土地有效利用等重要作用。参考各国土地税种的设置,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科学的土地税种是十分必要的。文章对主要国家的土地税种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土地税种设计的建议。     

古典市场均衡理论的意义与当代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古典市场均衡理论由产生逐步走向成熟化 ,经过了漫长又艰辛的演变历程。它形成和发展的一般逻辑 ,特别是其精华──市场均衡不是人为的、外部的 ,而是一种“自然趋势” ;组织和维持市场均衡的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及其自动机制 ;市场均衡力量源于个人自利最大化 ,或“看不见的手” ;市场均衡的条件即经济自由 ;市场均衡并非不要“政府之手”(政府干预 )等等 ,对于研究当今新时代条件下与市场均衡相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如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与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均衡的关系问题 ,社会经济资源要素利用与分配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协调问题 ,古典市场均衡模式与“新经济”趋势问题 ,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发展与演变

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最初发展阶段是新古典财政学的出现,包括安格鲁·萨克森传统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两个分支。前者运用价格理论分析了税收转嫁和归宿问题;后者则研究了公共支出和集体决策问题。50-70年代,这两大传统完成了对接。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西方财政学又演化出宏观财政学。最近发展的方向是对公共产品供应和最优税收等问题的研究。     

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借自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指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古典学的重建是指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在汉晋前后和唐宋前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19世纪末,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拉开序幕。社会变革是这次重建的原动力,疑古思潮的兴起是其诱因,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出土文献的发现是其基本条件,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其重要工具。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     

许地山小说与中国古典诗学

为充分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的复杂性,以许地山为典型个案,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等方法,重新审视其小说与中国古典诗学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在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中,许地山是十分独特的一位;当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无偏激地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否定之时,许地山却在自己的小说实践中,通过对意境的营构、传奇性情节的设置和古典叙事手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局限性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分为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古典经济周期理论以研究经济总量的周期性波动为主,缺乏系统严谨的理论基础。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可分为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两大派别,两大学派以各自的增长理论为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外生的,是经济运行对均衡增长状态的暂时偏离,政府政策干预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增长是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周期具有内生性,政府政策干预对刺激经济增长是有效的。     

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新古典”叙事

近十年大量“新古典”小说的涌现,标志着作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克服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问题,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作家们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成功地“化入”中国叙事传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更以主体投入的方式进行“有情”的叙事,重新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面对历史、现实的主体性。这就使得某些特定的古典诗意范畴获得了与时代相连的新内涵,从而实现了古典抒情境界的现代重构。     

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演绎:黑格尔劳动哲学的逻辑嬗变

黑格尔在不同时期对劳动分析的切入点是不同的: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把古希腊城邦共和国当做人类社会的黄金时期,把作为这个共和国基础的奴隶劳动看作为自由劳动;耶拿时期,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黑格尔放弃了原有的劳动崇拜的观点,以劳动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中介为视角,分析了劳动的人类学意义,批判了机器生产和现代社会的"劳动体系"对劳动者造成的危害;而在《精神现象学》中,则以个体为视角,阐述了劳动在现代主体诞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最后在《法哲学原理》中从市民社会出发,集中阐述了抽象劳动带来的社会危害。黑格尔的劳动哲学实际上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他虽然提出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但这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存在着本质差异。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比较研究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 ,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2 0世纪 80年代 ,以罗森、贝克尔、杨小凯、博兰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借助超边际分析的方法 ,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 ,而从中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其对经济学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拟从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的角度来考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 ,及其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房地产税制改革中土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处理

阐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过程中土地使用年限相关问题的理论动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年限与城市土地使用权年限趋同;土地使用批租制改为年租制的争议。通过经典估价方法与直线折旧法处理土地使用年限问题的比较分析,提出税制改革中土地使用年限问题的处理建议:现行制度下,延用经典估价理论对土地使用年限的处理方法,增设土地权利修正系数。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思想来源、形成轨迹与发展脉络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学家的分工思想,它最早萌发于马克思中学毕业时期,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此后,这一理论逐渐走向成熟。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不仅超越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研究视域,而且形成了唯物史观分工理论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     

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期

由于可再生资源具有生命周期,因此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讲必然存在一个最优开采期。在产权私有的前提下,本文研究了在无税收、线性税率和非线性税率这三种情况下的最优开采期,认为线性税率影响到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期,因而不可能是中性的,但是非线性税率可以通过累进(退)性特点保证税收的中性,即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期与没有税收时一样。     

土地可持续性利用的空间分析——经济学和生态学模型

经济学家忽视空间格局和动态研究,而景观生态学家很重视土地的空间分析。经济学家的参与会使生态学家的研究更深入。本文讨论经济学家在土地利用空间分析中的研究途径及可能遇到的困难。     

土地税收与城市土地利用关系的理论分析

为分析土地税收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本文在讨论土地税收中性问题、土地税收对城市土地利用机理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了财产税、地价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等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文章分析认为:不同税种对城市土地利用有不同的影响,有的直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而有的则通过影响城市土地市场、改变土地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强度,有的税种对城市土地利用是中性的,而有的则不是中性的。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戴蒙德模型中的地租税效应

直到 2 0世纪 90年代末 ,学术界在地租效应问题上 ,仍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文章对两种对立的地租税效应论进行评论 ,指出其理论分歧的根源和缺陷 ;扩展了费尔德斯坦分析体系的假设条件 ,利用戴蒙德模型对地租税效应进行了重新探讨 ,得出了地租税非中性的结论     

混合经济的最优增长分析

在混合经济中,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资本的增加来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促使经济在最优状态下实现持续增长。而社会性的最优增长状态,可以通过设定适当的税收和国债政策,在混合经济中得以实现。为达到最优增长状态,在短期内,可以通过递减的消费税率来抵消对资本收益征税的负面影响,但长期而言,必须避免对资本收益进行征税。同时,虽然国债是中立的,但国债为最优税收政策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环境税的理论优势与现实障碍

在庇古等福利经济学家看来,环境税是解决环境外部性最为有效的手段。在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纠正环境外部性的有效手段是私人之间的协商而非政府制定环境税。理论上,环境税具有降低环保成本的＂静态效率＂和推动环境技术创新的＂动态效率＂。但是不管从环境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还是环境规制措施的绩效来看,环境税均存在诸多现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