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职能转变——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统筹城乡发展以及维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但是,在当前阶段,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滞后,政府财政职能有失公平,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上的缺位、错位现象严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和危机。这种状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极为不利,迫切需要各级政府转变职能,树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明确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同时要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服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构建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事实上被漠视的曲折过程,时至今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要着眼于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建立健全的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着眼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构筑市场化、民营化、社会化的农村产品供给平台,建立非政府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着眼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以宜居宜业环境为依托,构建可持续、长效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公共服务与行政层级优化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各层级政府的权责划分、供给效率、供给方式如何,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服务的程度和水平,并由此影响着建设和谐社会的实际进程。加快推进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点。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行政层级优化的基本取向是:强化县级功能,简化市级层次,转变乡镇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农民满意度、需求偏好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基于山东省54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进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对山东省546份以农民为对象的调查问卷分析,近几年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不断改善,农民对于供给状况的满意度总体较高,但同时也存在明显问题。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发现,农业科技服务供需失衡突出且成为农民生产经营最急需的产品。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短缺明显,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度和信任度较低,"自上而下"仍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方式,"一事一议"难以有效开展。为此,应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重点增加农业科技服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建立反映农民需求意愿的"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方式,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和信任程度,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出现新变化,农业的弱质性、市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加大政府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调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取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其供给体系,是我国新阶段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     

青海藏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思路

乡(镇)是政府指导农业、管理农村、服务农民的直接载体,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其公共服务能力决定着政府公共服务最终的可及性和公平性。青海藏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与快速提高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农牧民与日俱增的公共服务需求不相适应,事多人少造成工作的被动应付,队伍整体结构不合理难以形成服务合力,干部思想情绪波动造成干部服务群众主观能动性趋弱,要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就必须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合理设置岗位,按编补充人员,优化队伍结构,提高队伍整体合力。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的对策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提供,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来获得生活保障和各种公共福利。但农村集体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带来诸多局限,现代农村农民所需的公共服务也远超出了集体组织所能涵盖的范畴。在政府能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采取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其他主体为辅助的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顺利转变,必须要进行配套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开放处于攻坚阶段和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要强化政府的发展能力,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增强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协调能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公共应急能力。     

论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消解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强烈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政体制对农村资源的汲取产生了路径依赖,二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制度缺失制约着国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公共财政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并确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