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模式的智慧化重构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以家庭为主体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开始自发地探索养老模式的转型道路。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仍然面临养老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国家日渐重视智慧社会建设,养老服务智慧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养老服务的智慧化发展,需要通过改变养老服务的行动方式、结构与模式,提高养老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地位,改变养老服务业业态,逐步形成智慧性的养老服务的内容、标准与操作体系,从而使养老服务真正由农业社会的内耗型自然发生模式向智慧社会整合型社会服务模式转变。     

智慧养老服务的风险规制与秩序建构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加剧催生了一系列智慧养老服务发展计划的出台,同时也推动了相关技术的进步。然而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由于技术本身的局限以及现有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的风险。文章通过对智慧养老服务技术异化风险、社会秩序风险、法律适用风险的分析,可以揭示智慧养老服务风险的本质属性。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技术联系需要一种社会秩序进行调和,基于技术异化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冲突。文章从明确价值导向、规范养老市场和加强法律控制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智慧养老服务的风险规制方法,并从技术、社会和法律三个维度构建智慧养老服务秩序。     

居家智慧养老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信息化时代居家养老的创新发展,居家智慧养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供需资源的互联互通为老人提供线上线下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将居家养老与智慧养老有机结合,引领了居家养老新方向。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居家智慧养老优势独特,有效缓解了供需矛盾,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水准。根据服务主体的作用、资金来源和运行方式等标准,可以将居家智慧养老实践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以及政府购买型、政企合作型、政社合作型等类型。由于起步晚、发展不完善,我国居家智慧养老模式在运行实践中存在社会认同度较低、制度环境不佳、市场化程度低、服务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有限、服务平台建设不完善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推动居家智慧养老的发展,要在政府主导下,探索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协同参与作用,通过更新观念、完善制度、健全机制、保障技术、队伍建设等对策予以实现。     

我国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问题探究——从风险理论的视角

养老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一种风险,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和重视这种风险.结合中国养老风险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养老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特征等,可以提出中国养老风险的控制及规避措施.     

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

在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单一选择这种方式养老面临风险。他们要有效选择养老方式主要受制于个人收入与健康状况、子女婚后居住方式、子女实际提供的养老照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从居住方式、供养主体、居住独立性、养老服务使用等方面预测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的趋势。     

数字时代虚拟养老的实践逻辑及风险规避——以Z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数字技术在嵌入虚拟养老行动者网络后存在需要识别和规避行动者“脱嵌”的风险。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行动者网络异化的隐患。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要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干扰养老服务的公共理性,并在技术导入后产生“技治”“人治”如何平衡的难题。过分依赖“技治”会造成养老服务的“共情”不足,老年人作为源头行动者难以自主进入虚拟养老情境并强化情感认同。这些风险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互嵌协同机制的局部失灵。因此,要依循行动者网络的转译逻辑推动行动者有序“复嵌”,政府应优化合作型服务,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共担机制,在此基础上消解技术滞碍,以服务“共情”化解技术冷漠。     

城市转型视域下社区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和推进路径

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人口与文化价值结构的变化让我国老龄化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式,妥善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互助养老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社会转型过程中对我国城市社区互助养老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发展机遇。研究发现：我国养老经历了家庭型到社区型的转型,实现了养老主体的多元化,但社会转型对我国养老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养老面临养老服务非均衡发展、养老需求骤增、养老的价值理性削弱等现实困境。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互助养老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要继续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同时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多种模式互为补充及智能化的养老服务道路。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智慧养老能力的现代化及其提升路径

在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智慧养老成为传统养老的更新和补充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养老选择。智慧养老能力的现代化以"物的力量的现代化"和"人的能力的现代化"为主要实现途径,通过促进子代技术反哺、建构社区信息场域和强化新媒体宣传以及完善老年教育体系,达到老年群体的智慧养老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根据老年群体人的现代化特征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间形成的相互促进作用,为智慧养老服务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只有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才能为中国式智慧养老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全新的路径选择。     

个人养老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及其规避

个人养老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是由非个人的,或至少是个人往往不能阻止的因素素所引起的,并且通常波及到很大范围的不确定性状态,因此,应当由社会而不是个人来应付它们,社会是进行个人养老投资系统性风险规避的责任主体.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

居家养老是我国老年福利发展模式的基础,实践中呈现出的不同类型的养老模式和养老新业态有条件成为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示范引领力量。本文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出发,总结现阶段我国居家养老在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这些探索以提升城乡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为目标导向,总体反映了中国特色居家养老发展的转型历程与未来趋势,对新时代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互联网+养老"主体合作:模型框架与思路进路

"互联网+养老"依托网络开放式平台图生存,依靠主体包容性合作求发展,正在朝着营造养老主体共生共在、共建共享、共治共赢的整体性生态构体的方向进发."互联网+养老"主体合作,需以正确理解"互联网+养老"的概念为逻辑起点、以养老需求为导向、以合作伙伴为核心构建养老服务模式的主体模型,将之作为"互联网+养老"主体总体框架的核心模块.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依循合作的逻辑,针对网络空间中主体合作的可解释性、可接受性和可追踪性目标,以政府职责为抓手,以规则制度为载体,在价值、治理、信用、安全方面厘清思路,找到进路,以解决"互联网+养老"主体合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两张皮"状态和联结性问题,为促进"互联网+养老"主体间多向度、超时空合作提供方案支持.     

“倒金字塔”养老困境下中国已婚独生女儿养老问题探析——以西部K市为例

我国"倒金字塔"家庭结构下,独生女养老处于"弱中之弱"的不利地位,在经济支持、角色定位、情感慰藉、生活照料等方面存在养老与"啃老"、父权制婆家与标签化娘家、同住冲突与分住缺憾等多重矛盾,同时也面临因意外伤亡而导致的家庭养老断裂风险。对此应培育新型的女儿养老文化,增进独生女原有家庭与婚姻家庭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大对独生女养老的政策倾斜,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特别关注"情感养老"问题。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面临着养老意识淡漠、赡养权利保障不力以及孝道伦理弱化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构建以国家养老保障为主导、以家庭养老保障为主体、以社区养老保障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从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完善法律、养老保险制度、探索社区养老模式以及和谐家庭关系等方面人手,综合治理,提高农村养老质量。     

加拿大养老保障制度运行实践与经验借鉴

现阶段,加拿大已建立起广覆盖、高水平、多元参与、高效率与可持续性强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缴费率偏高、运营社会成本较高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差距过大等问题,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对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性带来的挑战。借鉴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以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保障为基本保障制度的多元化养老保障机制,改革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增强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我国个人养老金消费积累渠道的现实探索与未来展望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的出台，为各类合规商业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消费养老作为我国首先提出并展开探索的个人积累养老金模式，在“商家-消费者”供需关系框架下，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及心理账户等理论逻辑，形成了以类企业年金模式为主的运作方式，为参与者提供了一定水平的养老保障，但在返利形式与方式、税收政策支持、投资管理等方面存在风险点与发展断点。基于消费养老与个人养老金在资金属性、模式要素与制度互补等方面的共性特点，提出消费养老要回归到以个人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加强消费养老与个人养老金有机结合，建立个人养老金消费积累渠道，并在统一资金账户、打通相关制度主体数据对接、完善参与企业的税优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

在传统的家庭养老能力不断下降、机构养老存在结构性失衡且总体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居家养老成为大多数老人的选择。居家养老具有传统的家庭养老不可比拟的优势,也具有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不可替代的功能,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方式,它是我国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我国居家养老的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的服务主体分工合作,共同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必须把居家养老服务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失独家庭养老困境研究

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高风险的家庭型态,承受着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伤残、患病夭折等风险,以及家庭结构的缺损甚至瓦解的风险。丧失独生子女的父母,不仅面临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精神缺失、经济返贫,还担忧未来如何养老、由谁养老等现实问题。虽然国家针对失独家庭给予一定的扶助金,但随着物价的高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生活情况,国家给予的扶助金根本无法解决失独父母的医疗、养老保障问题,这也是失独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两个视角分析失独家庭主要面临养老困境,并提出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提高扶助标准、建立健全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及服务体系、放宽收养政策等相关政策建议,以更好的解决失独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     

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路径、动力机制与未来转型

体系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是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养老服务政策的适时变迁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助推力量。1982年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划分为探索起步、初步形成、三足鼎立、快速发展、优化升级五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生成逻辑主要来自国际社会趋势、国内人口转变以及国家治理的转向；让老年人在家庭内部享有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是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政策逐步实现多元供给主体融合发展的渐进式转型；政策转型的动力机制来自经济环境变化、政府理念创新、多元主体互动、社会技术变革和外部示范效应。由此可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政策的发展与走向进行理论思考十分必要。     

伦理文化变迁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嬗变创新

家庭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儒家养老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几千年农业经济文明下形成的传统养老伦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养老的道德文化观念本身又内嵌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之中而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生产方式、代际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也动摇了传统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伦理文化根基。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单一化的家庭养老保障供给主体和服务主体的价值理念已无法满足养老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探索并构建多元化供给主体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便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