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六朝春禊诗初论

六朝的春禊诗,反映了六朝时期帝王贵族及文人士大夫的春禊活动。六朝春禊诗创作题材的范围虽然较窄小,但也体现了与时代相一致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六朝各阶段社会变化、哲学思潮、经济发展与文坛风气。就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而言,六朝各阶段的春禊诗创作也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与“文学自觉”时代相一致的趋向。六朝春禊诗是群体化、类型化的创作。群体化的创作促使文学创作以密集化、批量化的方式发展,这对六朝文学的繁荣兴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群体化创作无疑导致了创作的类型化,而应制之作更使类型化的创作走到了极端,这也正显示了群体化创作的消极作用。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以洛阳诗为中心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高丽朝怀古诗研究——以《东文选》所录怀古诗为中心

朝鲜半岛的怀古诗是在中国怀古诗包括咏史诗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的历史现场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形象而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的。高丽朝时期,朝鲜半岛的人开始书写和自己的历史有关的怀古诗,显示出朝鲜半岛怀古诗发展史上的一个变化。至此,朝鲜半岛的怀古诗开始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怀古诗;一是取材于韩国历史的怀古诗,并开始显现出明显本土化趋势,同时也表现出东亚中古汉文化共同体汉诗文学与中国怀古诗“同根多支”的种种特征。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