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新人”三维论析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新人”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取向与目标愿景相契合的“绿色公民”或“社会主义新人”,具有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坚定性、生态保护意识上的积极性、生态活动实践能力上的成熟性。在基本意涵上，“生态新人”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时代新人”重要论述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境遇、迈向更高社会文明层次的现实要求的理论回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性。在理论基础上，“生态新人”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理论与实践、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三方面基础，呈现出理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在培育进路上，“生态新人”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交互、环境公民社会建设范围与力度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教育的积极推进三个方面协同作用。经由三维论析，“生态新人”及其培育工作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将得到清晰呈现。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度的消融与重构——以网络拟态环境为话语空间

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作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流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两个部分。网络拟态环境作为拟态环境的时代性产物,是网络对各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信息传播的广泛化、构建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主题的多变化、控制主体的大众化等特征分解和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中心性”、“主流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拟态环境的议程设置,加强对网络拟态环境的“把关”,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来重构其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传播效度。     

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在近代中国,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民生凋敝,传统治黄方略已不足以应付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泛滥的水旱灾害和恢复经济生产的强烈需求呼唤着治黄思想的彻底变革。近代治黄专家张含英本着尊崇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倡导生态治黄,强调合理利用改造黄河,形成了一套全流域综合治黄思想,从治理视域扩展、目标转换、手段升级及机构整合四个维度全面推动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扭转了传统治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协同治理、社会公平等治黄原则对当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启示。     

生态伦理视角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在生态伦理视角下,人类的道德诉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系密切,生态伦理中蕴含的共生共荣共长理念为农村环境治理构建愿景。随着当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仍存在环境治理伦理理念薄弱、经济发展轻生态环保、生态化治理多样复杂、治理实践资源配置失衡等治理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生态伦理思想贯彻其中,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实践四个方面,优化农村环境,激发治理活力,打造“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农村环境治理新格局。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导向与中国话语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国内外生态环境风险、发展方式转型、社会治理现代化诉求以及全球秩序重塑等现实情况,其理念、制度和实践特征分别为全局性和领域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复杂性和嵌入性。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导向主要有三个方面：开拓性实践、学理性认知和历史性反思。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人民本位、思想内核、世界情怀和形象塑造。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逻辑框架、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而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数字化转型为技术创新提供底层技术和要素支撑、为管理创新提供战略管理范式、为模式创新构建智能化运营的数字生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共同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涌现。立足技术供给相对不足、协同机制尚未成熟、创新生态欠缺活力以及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存问题,从技术层、联动层、生态层、治理层分别提出优化策略,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强力赋能。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

环境伦理实践是环境道德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在梳理农业文明时期“依附自然”、工业文明时期“控制自然”和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代生态文明视域中伦理关怀扩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与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适性等特征.     

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内涵机制与优化路径——基于数字化视角

数字化嵌入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数字化视角,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包含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适应、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从传统治理到数字治理的三重逻辑内涵。在数字化驱动下,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受识别、引导、行动、评估四大作用机制影响,趋向“治理理念精准化”“治理权责科学化”“治理结构整体化”“治理效果清晰化”发展,但仍受困于数字化应用瓶颈及价值异化、科层制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标准化管理滞后且韧性不足、绩效内卷与痕迹主义的盛行等问题。锚定优化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目标,需坚持优化技术顶层设计、推进治理体制改革、构建协同共治图景、完善评估监督体系。     

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基本特性、运行机制与演化趋向

洞悉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内在机理,可为科学高效地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由数字内容平台、专业内容生产机构、关键意见领袖（KOL）、用户、政府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商家、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营造制度、经济、技术、社会等环境,配置政策、资金、技术、信息、文化、服务等要素。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是以数字内容平台为中枢,集聚多元主体而构成的开放动态平衡的系统形态,其内部的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飞轮效应”和“长尾效应”、跨业融合、产业生态效益就越加显著,内在的动力机制及调节机制推动其运行并保持平衡,其演化趋向是内容供给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商业模式由复杂模糊到简洁清晰、社会责任由局部作为到全面担当。从产业生态治理的角度加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环境建设,是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提质增效、获取长期价值的重要保障。     

元宇宙影响价值观认同的内在机理、潜在风险及破解之道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作为目前移动互联网高阶版本的元宇宙的登场使人们的生存理念、生活方式、生命意义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特别是对价值观认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元宇宙借助“全维沉浸性”建构价值观教育环境,依托“全域融通性”拓展价值观传播视域,凭靠“全真链接性”增强价值观认同黏性,赋予Web3.0时代下的人们以全新的数字化生存体验。然而,在元宇宙以新技术、新理念、新思路赋能价值观认同的同时,也引发了价值观认同的潜在风险。其中,因其存在易生成“过滤气泡”、造成“信息倦怠”、折叠“公共理性”、形成“技术依赖”等问题,故使得价值观认同的思维定势被强化、价值观认同的理性生成被阻带、价值观认同的主流空间被压缩、价值观认同的主体被异化。元宇宙引发了价值观认同的潜在困局,愈加警示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便利的同时要注意不被技术反制同化,以社会价值秩序变革引领被坍缩的现实空间。因此,亟需通过优化主体协同治理以铸塑健康价值生态、破除资本商业逻辑以导引主流价值回归、深嵌技术伦理要素以修正价值固有偏见、防范异质思潮冲击以遏制不良价值弥散来加以应对,实现元宇宙技术进步与价值观高阶认同的耦合共进,以价值自...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塑造着新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并影响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全球产业链畅通和消费升级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创新力不足、经营效率较低、资源配置水平不高等挑战。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外部环境障碍和内部治理障碍,未来需要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方式的融合发展以及优化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善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引导体系等方面推动和保障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成功实施,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平台的“祛魅”: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技术互嵌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在塑造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枢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科层治理体系经历信息化到平台化再到数字化的调适性变迁，而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推动着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新兴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体系既是科层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战略，又受制于科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工具限度，组织-技术互嵌程度决定技术吸纳的深度和效度。在组织-技术互嵌迭代过程中，数字化城市治理体系呈现“人防”“技防”混合、数据与管理分离、治理要素“碎片化”的特征。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需要明确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定位，以问题感知为核心功能，警惕数字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带来城市治理“再碎片化”。     

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耦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现代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已从“装置意义”上的技术运用,演进至以技术工具、技术思维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技术治理范式的嵌入。技术治理的开放性、隐匿性和高效性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激活数字化语境下的隐性育人潜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亦面临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的梗阻。究其原因,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教育权威在实践中弱化;技术逻辑超越育人逻辑,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被遮蔽;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耦合应以“关系澄明”为前提、以“解蔽主体”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关键,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最大效能。     

就业生态视域下绿色创新人才数字韧性的本土建构

“双碳”战略实施迫切需要绿色化创新发展,绿色创新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此提供了重要保障。数字技术作为创新驱动的引擎,在赋能创新价值实现的同时,结合就业生态特征,也给创新人才数字韧性建构带来新的挑战。数字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字风险带来的损伤,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析绿色创新人才数字韧性内涵,提出包含数字心理韧性、数字行为韧性、数字技术韧性、数字环境韧性4个风险应对维度及其12个构面,以及“数字心理韧性→自主韧性”“数字行为韧性→自主韧性”“数字技术韧性→培育韧性”“数字环境韧性→治理韧性”共促数字韧性建构的内涵要素模型。从就业生态视角来看,源自个体、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影响数字韧性,使个体形成应对绿色化数字化环境中风险挑战的复原力。本文结合当前就业生态环境对绿色创新人才就业的影响,提出促进数字韧性建构、进一步推动该类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从而助推“双碳”战略实施的建议。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