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学肩负着提供符合人类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道德价值规范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是现代中国伦理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伦理学是一门价值性与事实性、规范性与应用性相统一的科学。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以"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作为理论出发点;以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为基本定位;以伦理正义论为基本原则;以问题导向法、时空结构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以道德本质、道德现实、道德建构为重要研究核心。     

科学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科学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都不再是真理,而是人类工具性建构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符合科学理论所须具有的建构原则而具有科学性;且因其良好的科学性和道德性,而能在同类知识建构的拥戴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同样依靠科学精神平台上享受去信仰保护的“科学待遇”,依靠学术批评才能使之能在“内在逻辑”与“外在实践”双重监控下实现多模式尝试下的“返本”与“开新”。     

黑格尔权利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之法”的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政治学研究,长期面临着自然、道德以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论辩原则的分离与孤立,处在相互混淆与僭越的窘境之中,却不曾明确究竟何为自身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必须坚守并由此得以存身的“理性之法”.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开创性地重建了政治哲学的“理性之法”,认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体现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首先在于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的自由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在其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上,即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观点及其社会哲学基础

当代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争论，主要聚焦于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建构一种规范性理论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建构是可能的，它就需要表现出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性，尤其是其现实性关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规范性原则的有效性，都受限于两种现实制约条件：它仅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才是可设想的；由于这些社会形态的结构性限制，它可能是可实现的，也可能是不可实现的。马克思并不反对一般的规范性理论，而是反对一类特定的规范性原则：它们在使其能够被设想的一切社会形态中，都不可能无矛盾地实现。从这一尺度出发，能够判别马克思政治哲学建构的各种方案的有效性，并指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始终要奠基于其“社会哲学”。     

奥尼尔:道德建构主义诠释及其困境

奥尼尔的道德建构主义诠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建构的抽象化与理想化,它阐述了建构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另一个部分是建构实践理性,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道德法则成为建构参与者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虽然道德建构主义诠释有很多合理之处,但它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困境:第一,道德建构主义诠释所主张的建构本身无法得到证明;第二,道德建构主义诠释的理论立场不一致。     

从体验机到元宇宙：虚拟生活具有道德价值吗？

若将罗伯特·诺奇克的体验机思想实验运用于元宇宙，则会否认虚拟生活的道德价值。迈克尔·拉博西埃批评了诺奇克反对体验机的论证，而诺奇克对元宇宙的反对又招致了大卫·查默斯的批评。体验机的“非同一性假设”受到元宇宙的“模拟假说”的挑战，这一核心假设上的重要差异表明了虚拟生活符合道德生活的实在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渐进性原则和语义学原则，因此，有理由认为元宇宙虚拟生活具有道德价值。此外，元宇宙无法取代现实世界：尽管虚拟生活可能有道德价值，但在技术上和经济成本上仍有局限性。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如何拯救正义?——论科恩与建构主义者之争

罗尔斯仿照康德的定言命令程序,设定了原初状态,由原初状态得到基本的正义原则。科恩批评罗尔斯的建构主义不但混淆了事实和规范、正义基本原则与调节规则,还使得正义概念无法界定,正义的理念更无从实现。建构主义者否认科恩的挑战,并给出如下理由:科恩与罗尔斯分别在规范性层面与方法论层面讨论元伦理学;科恩的终极道德原则是一种内在的事实敏感性原则;罗尔斯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不需要科恩从中拯救正义概念。从双方的争议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还是科恩所支持的运气均等主义正义原则,都无法摆脱对特定事实的预设,他们的正义理论之所以分道而行,主要是因为在"何种事实对于正义理论是必要的"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这个角度看,科恩与建构主义者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正义理论的局限性。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汉武帝时期的礼乐想象与文士的“美政”观念

武帝时期是汉代进行礼乐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将“政治与美”加以联系并进行明确理论表述的开端.在“大汉继周”观念的统驭下,士人阶层积极复兴周代礼乐.尽管这种复兴带有“想象性”成分,但客观上却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美政”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现实土壤.董仲舒是“美政”观念的主要建构者,在其理论体系中,天地秩序、道德良善、感官愉悦成了风俗美、政治美的应有之义.同时,以“同类相动”为思维指导,天地、道德、感官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使“美政”观念具备了理论的周延性.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视域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生命源远流长,先秦以来的思想家大都在哲理阐发的过程中关注现实政治“,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促使入仕者的理论世界与政治实践对接。随着日新月异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哲学逐渐以开放的襟怀融外在思想为内在智慧。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层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为实现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符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阐发,力图和谐地处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开启与时俱进的价值视域。     

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与基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等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构成了社会学理论争鸣的基础。然而,这种“两分法”的研究方式在社会学理论进入当代以来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引起了社会学理论大师们的深刻反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颠覆了孔德已降的许多先贤成见,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路径,提出生成结构主义,建构了自身的理论系统,从而为研究和认识社会现实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思考的工具。     

影响建构主义实施的制约因素

从建构主义教学谈起,阐述了建构主义的教学原则。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以及“情景学习”和“协作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性;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并指出整个教学过程要紧紧围绕“意义建构”来展开,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结合英语教学实践,探讨了在教学中实施建构主义理论需克服的一些制约因素。     

"中正思维"与屈原对生命与道德统一关系的绝对化

“中正”是屈原建构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名为“中正”,意味着其政治思想合乎政治规律,同时,也体现了屈原追求唯一合理性的思想方法。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使屈原把自己的生命与其所认定的道德价值绝对同一。这种道德与生命的绝对同一就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在根本上异于儒家而“过于中庸”之处,也是他在道德责任被剥夺后走向自杀的最根本的内在逻辑力量。     

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荀子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

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性真理,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认可,意味着对“道”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在荀子以认知为核心的伦理学中,道德行动可以由作为信念的“可道”提供动机上的效力,这为儒家注重认知一脉的传统如何解决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思考。     

从道德视角看政治合法性

道德维度曾一度被实证主义排挤出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领域,这种理论影响到现实政治生活,使西方政治生活濒临危机。罗尔斯的《正义论》使道德问题重新回到政治合法性论域,引领了规范理论的复兴,但他在后期却由于不必要的妥协而放弃了道德立场。政治合法性和道德问题有深刻的关联,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和评价不可能离开道德问题而进行。     

科技伦理:从理论框架到实践建构

科技伦理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形成其研究程序、理论框架、论证模式和规范性的伦理原则体系,进而由经验性建构使其在实践层面拓展为动态的实践伦理体系,并经对情境中的解决方案的寻求使科技一伦理实践成为一个反思性建构的过程.     

中国诠释学构建的落脚点：文化实践

中国诠释学构建的一个时代主题即文化实践诠释。它主张在狭义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凝聚价值共识)中实现广义的文化实践内涵(人的自我实现)。文化实践为中国诠释学构建提供了社会历史性原则和主体创造性原则，而且文化实践与“公共诠释”相结合，使文化实践作为面向公共认知建构及公共对话空间形成的基础和诠释有效性的确立依据更加凸显。     

日常生活世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平台

对于人的全面发展 ,人们往往重视宏观的历史性的经济、政治问题 ,忽视日常生活世界革命的重大意义。日常生活不只是“八小时之外”的“小事情” ,日常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个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平台。其主要特征是现实性、重复性、基础性、对象性和异质性等。由于当代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日常生活世界 ,现实的个人走向了平面化、边缘化、同质化、过度一般化、感性化和非理性化等。为此 ,创造性的日常生活实践 ,用美来塑造日常生活 ,抓好日常生活养成教育、行为伦理教育、理想道德和法制教育 ,才能构筑好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平台。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的嬗变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嬗变。逻辑理性把科学看作是由某种普遍的规范性方法论原则所决定的东西,并以牺牲科学的历史性为代价,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去追问科学命题的意义。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方式去再现科学的动态的现实发展过程,但历史理性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历史的逻辑理性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寻找逻辑的确定性和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