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石窟位于刘家峡水库上斿，永靖县西南寺沟峡黄河北岸。在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石窟神龛鳞次栉比，栈道凌空，雄伟壮观。是甘肃三大石窟，我国五大石窟之一。炳灵寺石窟不仅以石刻雕像作品见长，     

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废弃年代考

阿尔寨石窟是集寺庙、石窟、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遗址。窟内保存着众多的藏传佛教壁画、世俗壁画和回鹘蒙文题记,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阿尔寨石窟的传说、名称由来及有关文献记载,断定了阿尔寨石窟寺被废弃的原因和年代。     

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响堂寺石窟

响堂寺石窟,位于邯郸市的峰峰矿区,分南北两处。南响堂寺石窟,在临水公社纸坊村西北、滏阳河左岸的鼓山之阳,西南与古“磁州窑” 的“彭城镇”相望;北响堂寺石窟,在和村公社东庄村正东、董家庄东北的鼓山天宫庙峰的山腰,西北隔洺河与武安县磁山村著名的“磁山文化遗址”相望。两处石窟相距三十里。 两处石窟皆始建于北齐（公元550—577年),隋唐至明,又有续凿。现存共16个洞窟,大小造像四千三百余尊。两处石窟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雕塑艺术、古代建筑和书法的宝库之一。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须弥山石窟与藏传佛教造像

须弥山石窟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没有涉及有无藏传佛教造像的问题。须弥山石窟有藏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壁画遗存,一是第46窟的藏传佛教佛造像(在北周佛造像基础上的改凿),一是第48窟中心柱彩绘藏传佛教壁画造像。须弥山石窟藏传佛教文化有其生成背景:一是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二是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三是安西王忙哥剌皈依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艺术影响须弥山石窟造像应该在元代,明代初年敕赐须弥山圆光寺碑记载,寺院住持和僧众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说明最晚也是在明代初年。即便是到了明代,藏传佛教造像的文化背景也是在元代奠定的。     

略论藏传佛教后弘期 宗喀地区圣人圣迹向圣地的嬗变

藏传佛教后弘时期许多高僧在安多宗喀地区静修传法,并留下了诸多弘法圣迹。由于他们的宗教威望和护法活动,留有圣迹的地方逐渐成为信仰者供奉和祭拜的场所,在藏传佛教复兴的态势下,各教派相继形成,弘法高僧遗留圣迹的地方宗教功能和地位处于上升状态,逐渐形成了具备佛、法、僧三所依的寺院圣地。本文就藏传佛教后弘期安多宗喀地区诸多高僧游历传法典型的遗留圣迹、弘法修行处进行了梳理,并就遗留圣迹和修行处向宗教圣地的嬗变进行了论述,进而使学者从新的视角开展藏传佛教神圣空间的研究以为引玉之砖。     

吐鲁番吐峪沟10号窟新发现之回鹘文题记考释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位于西区中部高台的10号窟(K10)A、B室中发现了若干回鹘文题记。释读和刊布这部分回鹘文题记不仅对研究吐峪沟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和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佛教石窟寺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55公里的须弥山东麓。石窟开创于北魏,唐代称“景云寺”。金代有“赐紫”高僧住持.明代正统八年,明英宗敕赐改称“圆光寺”,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有历代凿造的窟、龛130多个,其中存有造象的20多个石窟,主要分布在“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的五座山峰上,保存着珍贵的北魏、北周、隋唐时期     

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藏王松赞干布时起,汉地僧人就通过不同的渠道不断进入吐蕃社会,致使汉地的佛教思想在吐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直至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佛教禅宗顿门派传入时,使这一影响达到鼎盛。虽然在“顿渐之诤”中摩诃衍失败,但汉地禅宗教法对吐蕃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一直影响到后弘期形成的一些宗派体系和思想     

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本文主要是根据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石窟或寺院中的壁画、题记、账册、碑铭,探讨供养人、工匠在窟寺营造中的关系,以及工匠修建窟寺的报酬和工匠的来源。     

从松赞干布时广建神庙的活动看本教与佛教之关系

据后弘期藏文史籍记载，松赞干布时除兴建大、小昭寺两座佛教寺庙外，还在吐着全境修建了众多佛教寺庙，此即所谓四茹边压寺、四再压寺、四压肢寺、九对治寺等等。对于松赞干布时这些大规模兴建神庙的记载，学术界往往持信疑参半态度，且认识上也存在较大分歧。一些人认为这些神庙当属佛教寺庙性质，并将其作为松赞干布推崇和发展佛教的证据①，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神庙当时应是受本教观念支配而兴建的②，而另一些人则根本对当时是否建有如此众多的神庙表示怀疑③。毫无疑问，弄清这些神庙是否得到兴建以及其兴建之性质是十分重要的。笔者以为…     

青海民族史中有关瞿昙寺的几个问题——兼评《瞿昙寺》

<正> 青海藏学研究者谢佐同志所著《瞿昙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1984年再版)一书是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史的一部成功之作。该书通过明代所建瞿昙寺(位于青海乐都县)与明代诸皇帝的关系,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汉藏关系史。作者在分析瞿昙寺的政教兴衰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描绘青海喇嘛教的变迁。作者在有选择地分析利用汉、藏文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口传资料与实地考查,该书所展示的研究模式与结构间架,对于从事藏传佛教寺院史研究的学者来说不无参考价值。     

建文帝圆寂青海乐都瞿昙寺考

明"靖难之役"之后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本文根据青海乐都地区多家谱牒、民国时期史学家慕寿祺手记、《创修渭源县志》及相关史料,通过对当地民间传说的调查,对明王朝与瞿昙寺情结、乐都杨氏家族与瞿昙寺特殊关系的分析,以及瞿昙寺颇具皇家建筑特征的考证,认为建文帝逃出南京城后,削发为僧,几经辗转卥①游青海乐都,并最终园寂瞿昙寺。     

后弘初期卫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及特点

公元10世纪后半叶以来,卫藏地区许多旧寺院的修复和大量新寺院的兴建,是佛教在卫藏地区再度弘传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标志,为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后弘初期卫藏十弟子的建寺弘法活动、藏传佛教各派形成过程中寺院的建设,勾勒了后弘初期卫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发展的大致轮廓,并简要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在地域分布、数量和规模、僧伽来源、相互关系、寺院功能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点。     

伯西哈石窟、克孜尔石窟佛传壁画“佛洗病比丘”释读

本文分析了伯西哈石窟和克孜尔石窟两幅主题不明的壁画,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主题。经过图像与佛经文本的比对,可以确认壁画内容为一则佛传故事——世尊清洗患病比丘。     

西夏石窟艺术浅述

西夏石窟的调查和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80多个西夏窟,并进行了分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在河西走廊的安西东千佛洞、武威天梯山、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景泰五福寺等地的石窟,以及宁夏银川山嘴沟石窟、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相继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而在这些石窟中,安西东千佛洞,是仅有的开凿于西夏时期的石窟。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涵。但在诸石窟中,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西夏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除重点介绍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外,对安西千佛洞等部分石窟也做了介绍。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南25公里处与平凉泾川南石窟寺同时代开凿，南北光映，直线相距45公里，故而得名。北石窟寺肇造于北魏宣武帝水平二年，即公元509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创建。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各代相继增修，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石窟群。     

牛踏比丘——克孜尔佛传壁画补遗

本文讨论克孜尔石窟中一幅主题不明的佛传壁画.壁画描述了牛袭击人的暴力事件.以此为线索,笔者认为壁画讲述的是弗迦沙王皈依佛法后死亡的故事.     

“受众参与式”节目的尴尬与超越

西方传播理论中的受众研究已经由浅入深,受众模式也逐渐由“传者本位”发展到“受众本位”。在其影响下,我国的受众研究正体现出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趋势。在实务界,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正被媒体大力倡导,但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受众所真正享有的中心地位却有待质疑。笔者将从“受众参与式”节目入手,对受众在节目中所处的尴尬地位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