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农牧区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前期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关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进而将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关系;同时,谷苞先生认识到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谷苞先生最重要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并对中华民族进行长时段的形塑。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策略。     

云南迪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研究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将共同体的形成历史纳入理论反思,从中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历史辩证关系。基于对云南迪庆在1957年建州前的区域史的考察,从历史、空间与社会三重向度分析了区域内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中蕴含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始终在保持其张力的同时被共同性所超越;这一历史辩证法表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工作原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以区域视角对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突出了边疆社会作为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贯彻到边疆社会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和环节。     

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

本文以谷苞先生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卓尼藏区调查为中心,重点分析了谷苞先生对边疆经济问题的研究。谷苞先生的经济人类学思想从云南魁阁时期开始逐步形成,他对呈贡化城乡的公共组织的分析为他后来在卓尼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在卓尼研究当中,谷苞先生采用了和其他魁阁成员完全不同的理论进路,更加集中于经济制度与地方政体及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谷苞先生藏区研究学术史的回顾,本文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在近代经历了一个内部多元政体的复杂互动过程,土地的政治和经济双重面相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研究中华民族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两个概念。当前学界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时出现了忽视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强调的“共同性”是指56个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把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总称，甚至否认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底与主干，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与赞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建构科学的中华民族观，并在社会生活中传播中华民族知识，同时，要依据中华民族的结构、历史、文化等民族特点来构建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语

<正>诸位,众所周知,谷苞先生青年时期即是西南联大"魁阁"成员,从滇至陇,1949年参军抵达新疆。他长期从事从南到北民族地区田野调查,同时与时俱进,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性与民族团结研究;是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出主要贡献者之一。     

民间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以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例

民间文学是各民族同胞以本民族生活为“蓝本”,“就地取材”集体创造而来的口头文化遗产,凝聚着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思想精髓。几千年来,随着中华民族逐渐凝结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也在“多元”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在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便有诸多例证。以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民间文学为例,分析其在说唱语言、表现形式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的黑龙江区域少数民族共同性,及其在精神品质方面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将有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区域民族共同性与中华民族共同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及其重大意义

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由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发展史观和多元一体辩证史观共同组成。它用“四个与共”“四个共同”精炼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途径、发展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深入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具备科学性、实践性和本土化特征,是新时代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成就、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理论的新高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保障和实践指南,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必须以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思想指南,探索研究新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学术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意涵的研究范式与关系重构——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意识理论视角

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意涵形成了基于时空视角和基于结构要素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兼具自主性和建构性的集体意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回归作为意识主体的人及其关系的考察。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客观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兼有整体性、共同性、包容性等共通性特质,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质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意涵和本质规定。同时,受人的意识的独立性规律支配,实践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运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与国家要求、时代需要及其核心要义不同步、不平衡、不匹配等现象。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正确认识和把握“一”与“多”“同”与“异”“恒”与“变”的关系,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叙事和关系结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元观

中央高层不断强调新时代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我们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探索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发现新路径。本文从三元符号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探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知,指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皮尔士符号三元交融论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对立论,在兼容物感物觉的同时,更强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互相渗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形”“气”“神”缺一不可的观点,也在思想层面上与前涉符号三元观兼和,暗藏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年提出“大化三极”,贯穿“兼和通全”“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对立统一观,也可以归入本文的三元符号观。本文作者认为,利用这样的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条可行性较强的新路径。     

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要素分析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论断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显化并增进中华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从以往民族政策内容来看,各民族的共同性包含“两个共同”的共享利益、“三个离不开”的共生关系、“四个共同”的共有历史、“五个认同”的共享价值。四方面的共同性不仅揭示了各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内在关系,也在发挥着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凝聚民族团结关系、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和正确价值观念引导的重要功能。在未来民族工作中,要通过系牢各民族的利益纽带、命运纽带、记忆纽带和价值纽带,深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共生关系、共有记忆和共享价值,以此不断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维护西藏边疆领土安全的协同行动——以民国后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考察

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后,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就不断地深入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对“中华民族”观达成一致的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由于英国政府借中英结盟抗击法西斯之机以及印度政府独立初期的大国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反民主的国内战争,使国际影响力下降等因素构成了英国和印度在西藏边疆地区蚕食中国领土、教唆西藏地方民族分裂等危害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原因。国民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针对英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西藏边疆地区的侵略行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共同采取了抵抗侵略、外交抗议、回击民族分裂等措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和国家一向高度重视民族事务，把民族工作纳入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来布局谋划。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政治性、统一性、稳定性、历史性、普遍性等五个理论特征，还有显著的时代意义，我们可以从组织路径、政治路径、思想路径、物质路径、社会路径、法治路径等六个方面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尊重差异追求共同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与秩序

理解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含义、结构和秩序,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及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的民族工作主线,正确把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文章结合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从政治、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历史等多个维度,在学术话语上梳理了看似杂乱的民族现象,整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和调整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结构与秩序安排。     

以祖国观教育强化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方略

新时代推动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是强化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凝聚发展共识的重要方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助力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民族地区丰厚的历史底蕴、文化资源以及全方位发展成就为强化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和素材。新时代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遵循“理论导引——资源利用——合力培育——实践转化”的内在逻辑。要坚定习近平民族观的理论指导,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导引;推动祖国观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营造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生态;充分发挥祖国观教育各主体作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合力;推动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的教育转化,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效能。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文化认同、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等现实意义。妈祖信仰自北宋发展至今,通过分灵等方式逐步形成了地区间、宫庙间,以及相关信众族群间互动交流的信仰谱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样性与整体性的辩证统一。妈祖信仰谱系以分灵、朝圣、巡安等仪式为媒介建立了信仰的整体性和互动性,树立了祖庙认同的意识,并在祖庙与分庙间形成互助结构体系,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持续发展。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为在当今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视域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指明了方向。基于此,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引,就必须牢固树立各民族休戚与共的价值理念、荣辱与共的价值理念、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信仰,就必须涵养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源”,引导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之“流”,延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之“势”;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国情怀,就必须弘扬守护边疆的忠诚担当、大爱无疆的深厚情怀、共同发展的无私奉献。     

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问题,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三期;《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一期。费孝通教授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曾收入上述两文,此书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凡此都是先前的旧事了,总觉意犹未尽,于是现在写出了《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源,总的说来,不外两条:一是5000年的文明史,秦汉以来2227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7年来,我国各族人民一齐走上了社会主义社会康庄大道,使得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延边地区多元历史记忆的共享与精神家园的构建——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延边地区历史文化具有以汉、朝两民族为主体,“多元”文化融为一体的特点。延边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历史记忆,是促进民族互动、情感沟通,强化社会凝聚力,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大动力。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是把社会中“内群体和外群体”二元对立转换为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的融合思维,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谋而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七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共同性和相似性,是加快民族心理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研究存在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和宏大叙事多这“三多”特点。相应的，事实调查、个案积累和深入分析这类经验研究则显得相当的不足。当下，推进经验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之急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之必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是必要的，是可能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也要求民族学/人类学走出旧有的学术范式的桎梏，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作出转换，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原始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作出一些调整，走出封闭的田野，在多民族社会中开展跨界比较研究，辩证地看待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以适应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