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的“太极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结合其家传之易学,提出了“太极不落有无”说。“无极即在有极中——无即在有中——先天即在后天中”和“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太无即在无、有中——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这两组命题的交互融合构成了“太极不落有无说”的基本内涵。“太极不落有无说”是方以智“统泯随。交轮几”思维模式的运用,或者说是其“统泯随,交轮几”与“不落有无”的圆融。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伦特眼中的马克思——思想史语境中的重读与误释

从政治哲学传统出发,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以哲学的政治实现取代了形而上的思辨。马克思哲学中对劳动的历史观意义的论证、对暴力的颂扬和对自由的强调,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出于对古希腊公共政治的推崇,阿伦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但又处于这一传统之中,并没有真正地回到前柏拉图的思想与政治世界。     

论周敦颐“太极”和“诚”关系的二重性及其逻辑展开

“太极”和“诚”是周敦颐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而周敦颐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却存在复杂性。总的来看,“太极”和“诚”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层维度,二者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差异性。分别来看,“太极”既具有宇宙生成本原的意义,又具有万物本体的特征。而“诚”作为本体既生成于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又挺立为与人相关的道德与价值本体。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太极”是本然世界的“万物”之本体,“诚”是意义世界的“万事”之本体。此两种进路之间的统一和区分,体现了周敦颐哲学从宇宙论中开出本体论的开创性,这亦是周敦颐“太极”“诚”思想被确立为理学开山的理论依据之一。     

“∴”的思维模式——方以智“均的哲学”方法论的思维基础

考察方以智《东西均》《一贯问答》《周易时论合编·图像几表》和《易余》对于“∴”的论说,可以推断出“∴说”的大致内容和“∴”的思维模式内涵,即公因反因观、“尽天地古今皆二”的辩证法思想、“三为约法”和集大成的方法论。“∴”的思维模式是方以智“均的哲学”方法论的思维基础。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论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兼评“实践美学”的形而上性质及局限性

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说美学理论,其思维方式是实证、经验和分析的,与20世纪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有内在的相通,这与他后期试图建构以西方19世纪思辨哲学为基础的美学理论,造成一种思维和观念上的内在矛盾.这种思辨哲学的形而上特征,也是当代中国“实践美学”的致命弱点.     

关于方以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在哲学上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早年提出了自已的唯物主义思想,晚年则转向唯心主义。在他的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晦幽的形而上学观点错综交织,这便造成了方以智哲学的复杂面貌。我们应当对方以智的哲学给以辩证的解析。     

观念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重读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重申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并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哲学,而是从经济、哲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的批判,通过革命的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虽然柯尔施没有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具体性的解释,但他提出的一些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方以智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

十五年前,哲学界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当时有人引用方以智《东西均》中的“合二而一”一语,以为这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这就牵连到对于方以智宇宙观的评价问题。那些认为只有“一分为二”才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的人,把“合二而一”看作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于是方以智就成了所谓“合二而一论”的形而上学者,而遭到无情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公正的。因此,对于方以智的宇宙观的性质问题必须重新给予正确的评价。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建设中的三个统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始终是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环节。本文认为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 ,主要是实现三个方面的统一 :世界意识、人类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 ;“返本”与“开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的统一     

和·中和·中——再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其审美特征

“和”、“中和”、“中”等词语、概念的历史发展清楚地表明,和谐观念、中和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我国古代哲学是主客体结合的关系本体论,我国古代文化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知识论与价值论、认识与践行、自然与人文素朴统一的文化,是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文化。从中和、和谐这一本质的规定看,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美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     

方以智世界观之我见

马数鸣先生在《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再探讨》一文中认为:方以智就其世界观来说是唯心主义者。根据是:方以智认定天地以前就存在一个独立的先天,他称为“混沌”,有时又称为“太极”、“所以”。(见《江淮论坛》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了哲学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以期实现由自由意识到实践力量的转化,从而充分肯定了实践力量的革命性。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又内在地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以这种实践力量来“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必须把哲学同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要求“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其宗旨在于强调哲学不应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理解与说明,而应当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和人的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超越历史上一切旧哲学的一次深刻变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论马克思“双向度”实践智慧的超越性和变革性

马克思实践智慧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度的内涵,其“形而下”的向度体现为马克思在生存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上肯定了“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和地位,并正视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劳动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其“形而上”的向度体现为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社会不合理和非正义过程中所建构的合理正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体现了实践智慧的辩证精神。它冲破了传统哲学夸大实践智慧“形而上”的向度而消解“形而下”向度的局限,纠正了现代实证主义以科学技术方式夸大实践智慧“形而下”向度、唾弃“形而上”向度的偏差,揭示了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的超越性和变革性,实现了二者在现实意义上的统一。通过对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及其超越性与变革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社会变革意义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践智慧的理解。     

张载《易说》简论

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所著的《易说》,继承了《周易》的传统,将“太极”的观念视作他宇宙发生论的根本范畴,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太极”的观念,而且唯物主义地改造“太极”为“太虚”,使常道真正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同时,张载非常重视讲发展,认为“阴阳相因,物所阜生”,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合乎规律地发生、发展与衰亡着。并以卦爻形式,形象地提供给人们一个具体因时、顺时、及时与俟时的根本方法,教人有原则地体一爻之用、体一卦之用,而不与时逆,亦不与世逆。于人生立世,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与道家

道家哲学在朱熹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朱熹吸收并修订了被周敦颐儒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极图和陈抟的无极图,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复到“无极而太极”,奠定了其哲学的基石——有无统一的太极观。“无极而太极”意即无形与有理的统一,这正是源自老子的无形而有物、有无相生的思想。在以气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变化观方面,朱熹则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归根曰静的思想。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方以智为什么说西学“拙于言通几”？——论方以智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认为西学“拙于言通几”,是方以智比较中西哲学提出的一个独到见解。其理由在于：第一,从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来看,当时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尚未分离,纯粹的哲学并未成为卓然独立的学科,故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的“通几”之学才是真正思辨的哲学;第二,从哲学的内容来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哲学关注的主要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不是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故与此相比,中国的“通几”之学更有助于“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第三,从方法论上来看,研究“通几”不仅需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更需要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易学和气论具有明显的优势;第四,从哲学形上学的价值论属性来看,基督教哲学的人生观似亦不及中国佛学在“∴”的审美境界中所展示的入世与出世圆融不二的人生智慧。这些理由,都体现了方以智独到的哲学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