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新兴风险也在不断威胁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为了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给城市社区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稳定的环境,加强对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新兴风险的概念、类型以及特点进行具体的概述,并分析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在新兴风险下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加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优化资源以及创新治理方式等方面探究强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的措施.     

社区治理——精英斗争理论的理解

通过对于精英斗争理论的分析,提炼其中的社会学运行机制,运用"社区政体"的概念将社区通过精英斗争的视角看成是一个社区权力斗争与整合的场域,提出社区党委、街道——居委会、以及业委会三者的权力结构,套用精英斗争理论的模型,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社区治理问题。     

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既有研究强调基层治理始终囿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忙碌之中。然而,调研发现某些城市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并非时刻处于重压之下,而是有不少清闲时间。如何解释这些社区居委会的“忙与闲”？本文将此类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现象概括为“以闲养忙”,尝试通过分析G市Q社区居委会的案例对“以闲养忙”的行动逻辑提供解释：社区居委会长期处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的矛盾之中,有限资源不仅表现为社区居委会的运作资源与激励严重不足,还表现为上级对社区居委会任务执行“有意或无意”地缺乏监督。鉴于此,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应对“海量任务”的行动策略：以动员的逻辑执行上级交付且存在监督的重点任务,以打包的逻辑承担日常民生工作,以应付的逻辑应对上级交付的缺乏监督的重点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这使得社区居委会处于时而繁忙、时而清闲的状态,而清闲则作为组织超负荷运转的非正式报偿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维持与凝聚社区居委会的重要因素。     

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思考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以苏南地区若干社区调查为例

农民集中居住区伴随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及普及,苏南地区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物质设施层面管理的完善和素质意识层面管理的提高。分析政府的征地补偿、居委会的职能错位和居民的意识形态、生存压力等多角度治理问题,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区现今存在的三大矛盾,即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居委会、社区居民内部的矛盾。根据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并建议加强社区居民的交往,强化社区的互动,以及拓展社区服务范围,建立面向全体居民的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受到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权力碎片化、治理利益诉求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十四五”制定的社会治理发展目标，需要重点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整合，从而探索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     

构建中间阶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某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为例,描述了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网络的构建过程。着重分析了该社区居委会是如何在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当中扮演一个社区事务协调者的角色,唤起中间阶层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最终构建起一个以居委会为纽带,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中间阶层社区治理网络。这一案例为越来越多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社区治理:对“社区失灵”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在社区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常常出现管理“失灵”的现象。造成“社区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危害也是不一而足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社区失灵” 的表现、成因和后果。文章认为,矫正“社区失灵”的选择是实施社区治理,因为当前的“社区失灵” 主要是由于社区治理的不到位,文章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

虽然治理理论已经遍布全球、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正在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系统,但是,社区治理在整个治理理论中所得到的关注还很小,相应的论述也极少。当前治理理论主要有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三种。实际上社区治理与它们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概括三种治理理论共同特点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为初步建立社区治理理论进行了尝试和作出了贡献。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社区治理转型与共治:太原例证

基于太原市A、B两个社区的调研,从"单位—居委会"这一横向视角出发,对"单位消失,居委会替代"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对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过渡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在A社区中,单位同居委会在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上的协调配合,提高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足度,促进了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最终提升了整个社区公共性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