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化——以“街头政治”为视角

街头政治的表现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乌克兰、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柬埔寨针对执政当局、执政者的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我国的台湾地区2014年3月"反服贸"、4月"反核四"——两场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搅动台湾社会,香港七一"占中环",大陆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街头政治现象,其负面影响极大。应该如何看待并规范街头政治行为,本文企图在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之间寻求合法的平衡点,使得街头政治行为纳入到社会治理法治化轨道,既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又不至于使街头政治背离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而成为民主的暴政。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族际社会的基层矛盾化解与维稳机制——兼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属于多民族共同聚居的族际社会,族际社会的矛盾既具有一般社会矛盾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多民族关系构成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的现实体现为民族和宗教两个维度。运用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法对民族地区基层矛盾加以监测,可有针对性地缓和或化解矛盾,以防矛盾积压危及秩序稳定。通过社区矛盾综合调处室、群众意见处理反馈中心、民族宗教事务协调中心三个社会设置,可建立民族地区维稳的"安全阀"机制。解决西部发展与稳定和安全的关系问题,民族融合政策、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和综合协调推进策略会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