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历史人物

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女性历史人物在时代话语的召唤下走进现代文学的叙事领域,成为知识分子谱写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想象的符码。在20年代,她们是西方科学民主、个性解放话语的派生物,承载着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目标;30、40年代,她们则是民族品格与民族气节的象征,担负着对抗西方,民族救亡的重任。此时,女性历史的重构主要由男性来完成,但是,少数女作家的参与,使女性历史获得了来自女性自我的表达,显示了性别差异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晚清以来的弹词研究--兼论清代女作家弹词的文体定位

晚清文学理论把弹词看做“旧小说”之一体 ,强调弹词的社会作用以及它与妇女的关系。“五四”以来俗文学家在弹词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但在文体定位上仍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至今未能解决。本文从书面文学、写作手法以及读者期待这三方面把清代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与弹词原始体 (或演唱体 )区分开来。女作家弹词是清代闺秀才女以韵文文体虚构想象故事的长篇叙事作品 ,可用“弹词小说”或“韵文体小说”指涉这一文类 ,应视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特殊体裁。又因为它是中国惟一以女性为主体(具备创作文本和阅读受众两个层面 )的独特叙事文体 ,所以这类文本具备了小说史与女性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全球化时空下儒家思想的脱域与重组——美国历史教科书话语的广义互文研究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从中国社会历史时空层级中“脱域”,“重组”进美国历史教科书文本,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体系,“话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广义互文为视角,分析儒家思想如何“脱域”并“重组”进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通过章节框架、内容编排及叙述话语三个层次上的互文,设立话语秩序、塑造西方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想象边界;凝聚西方社会的群体共识与价值取向;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与价值阐释体系。这样,儒家思想在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内,已经不是其原本的形象,而是凝聚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素材。     

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的反本质主义历史诗学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苏州会议记要

由济南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学术讨论会于2 0 0 1年 5月 2 8日至 30日在古城苏州东吴饭店举行。本次会议设计为同仁性质的小型学术讨论 ,来自北京、南京、济南、石家庄等地的同仁出席了此次活动。提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进行讨论的现实原因在于 :建立在西方文化叙事基础上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话语 ,由于脱离了中国民族固有的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文化语境 ,所以不仅越来越无法被广大的汉语听众所接受和解读 ,而且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剥夺着中国民族再现历史、表现时代与想象未来的可能。而一个民族如果…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

本文从叙事话语的角度探讨了余华小说中的主体问题。全文将余华的小说创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处女作阶段和《一九八六年》中,主体是一个饱含忧伤与惊惧但仍具个人意识的主体;在第二个阶段,即他风格的成熟期——“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中,余华的探索一方面破坏了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所习于勾勒的进化论武世界图式,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滑向了能指的死亡嬉戏与狂欢,主体沦为阴惨盲动的物;在第三个阶段《在细雨中呼喊》中,写作者的感情在文本中开始复苏,余华重新回到早期对主体生命痛感的关注上来;接下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长篇叙事风格的大幅度转变,则意味着作家开始尝试用民间的视野来阐释主体。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