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辽朝菩萨信仰研究

菩萨信仰在辽朝极为流行。尽管八大菩萨的形象经常组合出现,但在辽朝的菩萨信仰体系中,以观音、弥勒、普贤、文殊和地藏五位菩萨为主。诸菩萨信仰的流行程度,与其本身的宗教意涵、佛教信徒的精神追求以及部分佛教经典的流布情况关系密切。而由于密教兴盛,辽朝菩萨信仰还体现出明显的密教化倾向。菩萨信仰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辽朝佛教义学的发展,并在信徒间形成了践行“菩萨道”的风气。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与神对话：构建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新维度——读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

因其始源意义上的同体共生性，文学与宗教的深层联系不言自明。尽管此后二者分途发展，但相互之间的借重与影响仍清晰可见。宗教借重干文学之审美特性，使其宣教活动具象、感性和通俗，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文学受宗教形上内涵之融渗，则具有了追问灵魂的深邃和究极本来的境界，因而提升了品味和力度。“五四”以降，现代世界各大宗教及带有地域性的民间信仰对中国作家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影响。     

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

“无赖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坛上一个重要而富有特性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作家是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二战后日本战败社会的混乱与凄凉景象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日本社会传统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它社会“正统”观念给予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Ｂ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不正义战争所造成的恶果的严重性。同时，“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主体性回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日本的武士文学——兼与中国武侠文学比较

武士题材的日本文学贯穿着日本武士掌握实权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包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平安时期,同时也包括废除武士身份制度之后的近代。文章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日历史上“士”的概念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的武士文学与中国的武侠文学进行了比较。     

文学现代化质疑

文学不能也不应该“现代化” ,因为效率等现代化因素不适用于文学 ,高品质的文学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文学的原素———道德、精神、信仰、爱———都是永恒的与不可动摇的。现在所谓的“文学现代化”或“现代化文学”乃二十世纪解构风的产物 ,是以尼采为代表的解构大师思想学说东渐的产物。这一风潮无视如下规律 :文学创作的理念由古及今是一脉相承的 ,根本无法“现代化”。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平等思想的现代呈现——对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境界的现代阐释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受儒家道家平等思想的影响,抱着对生命的虔诚信仰,建构起了一个具有平等生命形式的“湘西世界”。以往人们所留恋注目的通常是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溢于表层的人情关、人性美的人生形式,而对于隐藏在这个理想王国之下的“平等”的文学理念,缺乏具体、细致的认识。文章从沈从文创作中“平等”的文学理念这一角度,通过对湘西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平等关系的描述,以期揭示其小说的深层意蕴,探寻其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

长期以来 ,“语”、“文”分离的存在 ,造成了中国文学思维脱离语言而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达意 ,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 ,这就和“语”与“文”同一的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学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材料———文字及其组合关系一直处于流变之中 ,导致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从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单文思维阶段 ,过渡到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的合文思维阶段 ,再到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语文思维阶段 ,从而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史分期诸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我的大中国文学观

基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因历史割断和地域切割造成对整体观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基本内涵为:一体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与生态协调,母语思维。本文还提出了“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前沿性研究话题,以期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论新文化运动间平民文学的源流

“平民文学”一词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术语 ,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现频繁 ,是白话运动及文学革命的产物。平民文学的真正得势是在清末民初 ,白话的繁荣为平民文学开辟了道路 ,近代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运动促进了平民文学的发展 ,精英文人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与对贵族文化的敌视使五四时期平民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潮。受当时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 ,出现了平民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混为一体的现象。平民文学思潮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汉诗的功能与形态 ,催生了白话诗和新诗革命 ,还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的文学 ,使 2 0世纪的大众文学运动此起彼伏。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人形象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隋唐前,基本为想象中的非类:或为长寿仁者,近于仙,或为形态怪异者,近乎兽,形象较为模糊;隋唐后,日本人形象由想象中的非类复原到人类,宋代文学中出现了日本奸商形象;元后,倭寇逐渐成为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主要内容,仁者形象逐渐淡化,凶顽、恐怖、惨无人性的倭寇形象得到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日本人的形象书写。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

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转型,又约束和限定了这一转型的内涵,为汉语文学的历史演变扮演了“消解”和“启蒙”的双重角色。新媒介使文学的审美构成、表意体制和时空观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对文学传统的赓续造成伤害甚至异化。前者表现为用平民化的叙事促动文学向“新民间写作”转型,用技术方式赢得更大的艺术自由度,以“词思维”和“自娱娱人”的新理念拉动文学深层观念的调整,为文学体制更新探索了新路;后者则表现为技术对文学性的消解,作家主体责任担承的弱化,技术复制导致对文学经典信仰的消褪。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仍需秉持人文性的精神原点,自觉履行文学的价值承诺,通过调控引导和主体自律改善文学生态,使数字媒介对传统的挑战变成文学新生的契机,让新媒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效资源。     

“春游”的特点及其文学原型

“春游”构成了一种文学意象,具有“适性”、“和时”的特点,源自远古时代的“复活”信仰,也与“野合-春会-春游”原型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人类社会情、性、欲生态和谐发展的文化结晶;是人类生命力与自然、社会内在谐和的符号载体。     

中国时尚文学与杜拉斯、村上春树、日本动漫

当前中国时尚文学最热衷于追逐和效仿的,莫过于法国作家杜拉斯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了,而后又有日本动漫的强劲影响显现出来。时尚小资女性文学对杜拉斯的效仿,一是其《情人》成为这些作家“身体写作”的师从文本;二是其叙述方式及语言成为这批作家的艺术追求。村上春树以其令人心旌摇曳的忧伤传达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对青春文学造成广泛影响。以《幻城》为代表的奇幻文学的出现,显示了在铺天盖地的日本动漫熏染中成长起来的郭敬明们一代所享有的与前辈完全隔膜的文学影响资源。而由村上春树、日本动漫的影响所呈现的,是一条应予重视的西方→日本→中国之时尚大众文化影响的国际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