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研究

在乡村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治理,社会组织将继续深度参与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脆弱性、动态性的特征,需要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对象、目标、内在逻辑方面与赋权理论拥有高度的一致性。运用赋权理论,通过实施自我赋权、个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路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与融合模式构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要振兴,人才必先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为当地农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之作用。然而,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困境。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体现在背景耦合、目标耦合和供需耦合三个维度,通过识别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两者的融合发展模式。基于对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的深度识别,提出从建立“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企业”联合体、“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对话平台、“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技术认证平台”联盟和完善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系统四个方面来构建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融合模式。     

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支撑。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当前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产业融合深度不够、要素分配不协调、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等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应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坚定走高质量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富民之路，推动乡村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促进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及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人口老龄化双重背景下,离退休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银龄行动”,成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新生力量和有益补充。本文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维度,探索离退休干部特有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专业优势和威望优势等资源禀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特殊困难的契合点,厘清“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运用内容分析法,以离退休干部在四川民族地区助推乡村振兴的37份文本资料开展编码分类和统计分析,深入剖析其参与动机、资源禀赋、参与行为、制度结构环境支助等主范畴的内涵、特点及互动机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认可老同志价值、探索长效科学机制、完善配套措施和激励手段、激发本土老年群众内生发展动能的对策建议。     

“优师计划”背景下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培养路径

国家发布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作出大力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具体部署。但现有的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和组织保障等方面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不利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陷入“优才难育”的困境。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需要优化实践路径。一是培养目标定向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在目标定位、目标内涵和目标评价上坚定师范生爱教、乐教的理想信念,涵养师范生到民族地区乡村学校长期从教的职业情怀。二是课程体系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德养成+师知传承+师能培养”的师范生课程体系,将“向农性”课程有机融入各个课程模块,强化乡村理解教育,助力师范生适应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工作。三是实践教学融入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建立健全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技能训练机制和“双导师”制度,深入实施乡村“田野”体验式研究,培养知行合一、扎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教师。四是协同育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范院校、教育行政部门和乡村定向学校三方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给予师范生专业化、个性化和本土化支持,助力师范生成长为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良师。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的实践困境及路径探索 ——基于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鄂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效，村寨整体风貌改造实现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特色产业培育兴旺民族乡村经济及带动乡村生活幸福，特色文化发展兴盛民族乡村文化，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促进民族乡村有效治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执行策略模糊不清、实施资金匮乏的瓶颈。利益分配失衡、城乡差异、村民参与意愿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强是村寨振兴实践困境的归因。与此相应，提高居民保护意识，支持居民参与，科学编制振兴规划，保障村寨建设资金专用，维护群众利益，或许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调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实践的可行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价值实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迈向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重大部署,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本管理思想为指导,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逻辑;基于人本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发展能力,梳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依据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投入特征与产出效果,将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作为培育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投入因素,提出落实重大政策的对策建议;将服务国家需要作为提升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产出效果,从质性研究分析服务国家需要的主要效果。     

乡村振兴视域下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价值评估

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禀赋丰富,其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人际交往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在对桂滇黔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统计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体育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实证测评,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厚,在乡村振兴中富含多元价值,对促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元素,精准制定价值发挥路径,科学合理地加以转化利用.     

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依托中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是助力沿边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发展能够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使其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美丽乡村。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强化规划引领、提供政策保障，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系列特色旅游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旅游发展、深化协同合作等强有力的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经济关联网络对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县域经济发展是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韧性和加快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动力。贵州省是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样板”,本文以贵州省88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经济关联网络对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贵州省县域经济关联网络渐趋成熟,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经济关联网络对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网络中心性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本地经济增长,点出度中心性的提升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点入度中心性的提升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经济关联网络对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城市群和网络核心区域内网络外部效应更加明显;网络外部经济能够促进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协调,网络聚集阴影的出现不利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推进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应从补齐基础设施发展短板、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和深化县域合作等方面入手。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归因论——兼议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与可能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及其显著成效,被公认为走在世界前列。由于我国前期相关研究的理论线索大多建立在西方经济理性基础上,所以结论也如出一辙。即将日本乡村振兴之功,归因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路径,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型范本。然而在人类学视域下,研究农民社会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农民的总体气质与价值取向。从这一论点出发,重新检视当代日本乡村振兴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农”的文化认知与认同,才是日本乡建战略从“扶贫强国”转向“活化创生”的关键所在。而“文化归因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视野,也能促使我们反求诸己,从“多元一体”的中国农本智慧出发,探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能。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三变”改革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

“三变”改革作为新时期农村变革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实践逻辑,其以“资源”为中心、以“资金”为纽带、以“农民”为核心的“三变”改革实践秩序,对中国农村主体的认知结构与认知方式带来了深刻启示。本研究阐释了六盘水“三变”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的互动意义,从农村的资本秩序审视现实社会发展秩序,从“三变”改革的实在逻辑探讨理论逻辑,从而厘清“三变”改革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互嵌意义场域。再者,围绕物质的意义空间与价值空间进行解读,基于物质存在与社会存在两者之间的惯性逻辑,以及社会主体的社会实践、物质追求、安全保障、交往交流需要等进行逻辑分析。最后,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秩序,着眼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性宗旨贯穿于社会实践全过程的思想。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角度思考社会具体实践的价值,实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等的科学的统一,从而为“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相耦合提供路径思考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