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联动逻辑与进路

“：流动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既是基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和广阔牧区实施的一种服务创新,也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是探索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目标的逻辑必然。在传统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体制下,边民分散、流动与服务、管理的非流动矛盾凸显。站在新的时代起点,打造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离不开“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驱动与指引,离不开主动服务与主动治理的关键依托,离不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平台的核心支撑,更需全面推进制度性供给,确保流动车载设备的保养与功能升级,多措并举助推边疆民族地区居民与全国居民一道共享美好生活。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民族地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内涵、逻辑、治理

民族地区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生存风险、稳定风险、认同风险和治理风险.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就表现为危机.民族地区的“风险-危机”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对照关系,即生存风险是显性的生存危机,稳定风险是显性的社会危机,认同风险是隐性的合法性危机,治理风险是隐性的政治危机.为规避风险化解危机,国家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加强民族地区认同教育,优化民族地区治理结构.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超越国家与市场:社会资本的治理价值

本文主要是探讨社会资本在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社会资本的特性是信任,它有利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有机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和发展,进而有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但社会资本的"信任半径",也决定了其治理价值是有局限的.社会资本的治理价值,有利于弥补其他手段的不足.也使其成为治理的手段成为可能;而社会资本的治理缺陷,则需要其他手段来弥补,也使其成为治理的手段成为必要.     

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 ,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文明类型。它继承了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政治文明成就 ,同时 ,又实现了根本性的超越。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现的 ,它的核心价值是服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可以理解为以服务价值为核心的服务型社会治理体系与其制度模式的总和。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畛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再探

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社会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畛域之下,对其进行总体性透视,这样方能对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当代的鲜活体现。     

“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边疆、民族、贫困三叠加的地区形势严峻,使得构建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困境。当前"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精神文化基础。本文致力于探讨并厘清"一带一路"倡议与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之间的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关系,希冀以此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同向同行。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法律观评析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框架下有三种法律观国家中心论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家制定和宣示;社会中心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论认为法律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制度和介于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过渡型法律制度.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无论哪种类型的法律观,均缺乏本体论上的价值关怀,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基于民族地区特殊性下的社会治理理念及路径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社会环境和民众治理能力的差异性,所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一定特殊性.本文认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不仅要坚持民族平等、公民参与、社会正义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而且要严格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民族地区公务员治理能力,培养当地公众公民精神以及建立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政民协商对话机制.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视阈的阐释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