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的比较研究--以贪污犯为线索评析我国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立法

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执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与国外立法例相比较,我国大陆刑事立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仅限于贪污罪,效力尚不及于其他身份犯,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更不涉及此类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总则中专门规定这一问题的定罪与量刑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大陆刑法典所借鉴。     

论共同犯罪性质的认定——以整体犯罪构成为视角

整体犯罪构成是指两人以上的共同行为所符合的犯罪构成.不管是否采纳修正的犯罪构成概念,整体犯罪构成都是认定共同犯罪的基础;整体犯罪构成要和共犯的成立条件相区分,作为整体犯罪构成评价对象的事实行为要结合单独犯罪来确立;在共同犯罪中,只要有利用身份的情况出现,就可以认为构成相应的身份犯,如果同时满足非身份犯的犯罪构成,就形成了非常特殊的想象竞合关系.     

真正身份犯与实行犯关系的认定——兼论共同犯罪既遂的标准

真正身份犯的主要特征是只有具备该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单独实施全部犯罪的实行行为;在真正法律身份犯的情况下,同样存在间接正犯的可能;有身份者教唆、利用无身份而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真正身份犯,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均构成直接正犯;在共同身份犯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部分犯罪人犯罪未遂或中止,而其他共犯既遂的情况.     

职务犯罪的实证分析与防范——以吉安市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吉安市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特点、原因的实证分析,提出职务犯罪的防范应从法制宣传、规范招投标工作、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综合运用法律、道德、制度等多种手段,达到防范职务犯罪的目的。     

国家多重身份与对外行为——以印度参与“印太战略”为例

美国以"印太战略"来拉拢印度进而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而印度如何参与其中事关中国重要的利益关切。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存在积极参与、有限参与和保持平衡三种不同的对外行为方式,但他们忽视了印度对外行为的多重身份背景,这对预判印度的对外行为趋势造成了困难。鉴此,文章以"身份—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国家多重身份对其对外行为的影响。文章认为,国家通常根据其身份产生的驱动力施行对外行为,在多重身份背景下,国家对身份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进行排序并根据特定身份的使用场景选择主导的对外行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时显示出了地区霸权国、新兴国家、民主国家的身份认知,这三种身份分别产生了追求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维护民主认同的行为驱动力,印度的对外行为根据它对驱动力排序的变化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在"印—美"或"印—中"关系的场景下,印度倾向于运用不同的身份来强调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并利用中美相互制衡。     

试论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特殊侦查的一种重要类型。由于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因而技术侦查亟待新的立法规范。本文从技术侦查的原则、范国、救济制度等视角,探讨了不断完善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迁坟补偿款发放环节职务犯罪问题实证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案件为例

当前,在城镇化稳步推进过程中,“土地上的腐败现象”发生微妙变化,犯罪黑手频频伸向农村迁坟补偿发放环节。这类案件表现出现蚂蚁搬家式的特点,尽管案值不突出,但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最终将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发生更大社会危害,更重要的是农村一线工作直接面对群众,些许犯罪行为都将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这些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重点是相关部门必须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减少并坚决遏制这类犯罪发生,确保农村和谐稳定。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以查处职务犯罪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有两项重要功能:遏制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和保障刑事被告公平地受审,此两项功能可以带来诸多积极诉讼效益. 对于刑事程序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对于刑事证据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证据可采性标准.因而,非法证据排除早已被联合国司法文件及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但在司法运行中实际上被束之高阁,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论职务犯罪侦查立法现状与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刑事诉讼法》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对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完善,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规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强化法律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人工智能司法的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要素式审判”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但人工智能司法在运行中仍面临内生、外来的困境和质疑。人工智能司法开发技术的功能障碍、类案类判技术尚未发挥其应然功能、算法黑箱与法律决策透明性的天然冲突、人工智能不是“人”等窘境是人工智能司法运行中需直面的难题。要素式审判是指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抽取出该类案件的共同事实要素,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略式审理方法。引入要素式审判方法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压力、提升类案类判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高裁判文书说理以及心证公开的程度、增加“人情味”,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运行的效能。     

个人的出现及其身份与人格的关系——以现代私法为分析视角

私法中的个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等人类四大解放运动的结果,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孤独的个人形象。人必然有身份,在私法中具有私法身份。私法中的身份是洗净了特权与歧视的差异身份。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是尚未完成的私法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论电子数据的运用困境及破解——以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为视角

电子数据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广泛存在,能否有效收集和利用电子数据将直接影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实践情况来看,当前职侦工作收集电子数据的运用困境主要表现在搜查、扣押难以有效实施,证据资料收集不完整,固定、移送流于形式以及缺乏必要技术保障几个方面。造成上述困境,既因为在观念层面上未充分认识电子数据的不可替代性,也因为制度层面未建立统一明确的电子数据收集规则以及在技术层面上未形成有力高效的取证队伍。要想走出困境,当前可通过提升检察机关的电子取证能力、明确电子数据的取证原则、细化电子数据的收集程序以及加强电子数据的证据保管链建设几个方面进行。     

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书写为中心

历史一方面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及其序列,另一方面也是他人的不断建构和改写。中国历史人物郑成功在日本历代文人的笔下便经历了一个其身份不断被建构和改写的过程: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将郑成功界定为"吾大东日本之人",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日本文化属性;近代日本,郑成功的身份被认定为具有日本人特征的"日本种子发出的芽",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中日文化交融属性;现代日本,日本文人从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出发,认定郑成功为"东亚大英雄"。与此相参照,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是随时代而变迁:南明时期,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清朝时期则实现了从认定郑成功为"乱臣贼子"到"明季遗臣"再到承认其"延平郡王"身份的转变;抗战时期,郑成功被尊为"民族英雄";"二战"以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郑成功又被赋予"海洋英雄""东亚英雄"的称号。研究郑成功身份的书写史,不仅是深入认识郑成功本人的关键,也是揭示自江户时代至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拒斥等复杂民族心态的突破口。     

事实身份行为与事实身份关系的法律保护——以事实婚姻为中心

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的身份行为谓之"事实身份行为",基于该类行为产生的身份关系谓之"事实身份关系".身份生活事实并非身份行为的构成要件.亲属法上的行为制度与伦理秩序事实存在着背反现象.事实婚姻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背反现象.事实身份关系法律保护问题应与事实身份行为的效力问题分而论之.     

论刑事自诉担当的性质——以构成要素为视角

自诉担当是指被害人已经提起控诉,自诉程序已启动,但被害人由于丧失行为能力且没有其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自诉,而由国家公诉机关接替被害人行使控诉权的一种公诉性质的法律制度。对自诉担当的性质研究有赖于刑事自诉制度要素的统一,即犯罪行为具有违法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个人的权益、被害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追诉行为;自诉担当后,检察机关不履行侦查职能,由第三人或公安机关行使;自诉担当后不容许反致。     

“身份标签型”网络流行语折射的大众文化心理分析--以“高富帅”和“屌丝”为例

网络流行语表征着当代大众文化心理的图示,而带有身份标签特征的网络流行语更反映了网民在身份顺从外的戏谑反抗,带有价值观认同的时代特点。在公众认同身份的变迁中,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对个体的评判标准得以浮现。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

全球化所导致的边缘化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这种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也是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入侵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种强势文化类型时,其后现代主义特性也会发生形变,形成"全球本土化"这一奇特景观。"全球本土化"的语境存在于后现代,它从中国视角重构全球话语,选择"国学"复兴为方式,最终以新儒学建构的方式指向自身文化身份。虽然"国学热"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出发点,应和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的文化追求,但其体系性不明显,同时迫切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状态。但"国学热"推动了新儒学的重建,作为"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正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身份中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新儒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也是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浅论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以李渔的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视角

戏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视戏曲为“小道”、“末技”,常常依仗国家意志和法律手段对戏曲动辄排斥或者禁毁,使得戏曲难以登阶入室,跻身文学艺术大家庭的殿堂。自宋代以来,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为戏曲呐喊、正名。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绵延不绝。其中,明末清初的李渔是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中的典型事例。李渔克服“穷骨”、“恶岁”、“砚田糊口”的生存困境,敢于直面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为戏曲身份认同矢志不渝地贡献了毕生精力。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近世王国维为戏曲正名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论职务犯罪缺席审判的形式缺陷与实质完善——以检察官客观义务为视角

职务犯罪缺席审判程序能够填补反腐追逃的制度性缺陷,呼应人民打虎追蝇、维护司法公正的现实需求,但也存在打破控辩平等、损害司法人权以及诉讼价值失衡的形式风险.被告人的缺席并不必然导致对其权利保障的克减,从实质真实的角度,可以通过强调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在辩方人权保障中的延伸来加固审判中控辩审正三角结构,并注重强化审前阶段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从而对该程序的司法适用进行实质性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