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天有求绎”与“地法九宫”——西周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仰观俯察”精神,投射于城市规划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象天法地”传统。以西周都城雒邑规划为例,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的成型及其在雒邑营建中的表现。雒邑规划综合运用“象天”和“法地”的手法,树立了中国古代城市“象天法地”规划的典范,影响深远。以雒邑规划为出发点,可以为商代都城和西汉长安的规划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天”与“地”概念英汉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天"与"地"在中国和西方都与民族起源和创世神话紧密相连,作为一对基本的文化概念,二者拥有丰富且不同的文化内涵。近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以中英文互译为代表的语言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基本文化概念的有效互译不仅增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理解,也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本文以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为背景,对"天"与"地"在两种文化中的渊源、历史、定义、内涵以及宗教、哲学和文学三个方面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二者,讨论这些概念各自代表的社会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期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际的进一步研究带来启示。     

作为感之体:《正蒙》中的性及其意义

在《正蒙》中,“性”是气内蕴的乾坤二端相感之“体”,其中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性”是天道生生不已的基本原理与永恒动力;其二,“性”使宇宙万物以相感相应的方式存在。借助前者,张载于大化流行中实现对宇宙万物的肯定,并以此批判天地为因缘所见、人生为幻妄赘疣等论点,同时破除循生执有、物而不化的世俗之见;借助后者,横渠提出人须为宇宙立志的责任担当,通过反其性、大其心,将阴阳、鬼神纳为自己分内之事,实现以宇宙万物为身体、以乾坤相感为己性的庄严事业。如此,则人一生虽短暂,却能像天地、日月一般见证宇宙无始无终的大化流行和生生不已之途,达至与天地同流的圆满境界。     

《不适之地》中的父女关系解读

朱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不适之地》描述了婚姻、家庭中的日常琐事,展现了印度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小说不仅描绘了第二代印度裔移民在两种文化间的适应与融合,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父女关系由疏离到修复的情感历程。解读短篇小说《不适之地》中的父女关系,探析拉希莉在小说中对现代家庭关系以及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关注。     

倾听沉默的“创伤之地”——《广岛之恋》中创伤经验的空间建构

在《广岛之恋》中,“广岛”是一个特殊的“创伤之地”。它依凭自身的地点维系力,保持了创伤过往在现时的持久在场,同时也赋予了不同受创者以一种可以相互吸引与相互询唤的必然关联。只有选择面向“倾听”的话语姿态,才能对沉默的伤口进行新的言说。通过文学的诗性话语,影片将创伤经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地域表达,以此把有别于档案纪实的感性体验迂回传递给观众;透过影片中的空间症候,创伤经验及其历史意指得以在形式上被展现出来。     

人与天调——《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管子》书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天”是自然之天，天地有“则”；又指出“人”是自然的产物，可贵之处在于能“务”也能“虑”；提倡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与合，促进人类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良性互动。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日诞之地》中的印第安文化解读

小说《日诞之地》是美国印第安作家莫马迪的代表作,蕴含着深厚的印第安文化。莫马迪在小说中生动描述了印第安狩猎、农耕文化,玉米舞、太阳舞、颂歌、奔跑仪式以及神圣环形,这些传统文化表达了印第安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及对和谐的诉求;莫马迪将印第安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主人公阿韦尔的成长经历结合起来,指出切断了与部落土地和文化的关联所致的疏离感是导致当代印第安人精神困惑的根源,只有回归土地、遵循部落传统,印第安人才能消除无根状态,重构身份和自我;小说所揭示的印第安文化对于面临生态困境和精神危机的当代人具有警醒和借鉴的作用。     

论“新边塞诗”的在地性

新边塞诗的创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迁居新疆的外乡人,以垦荒劳动为核心的在地体验塑造了他们的地方认同,这也就是新边塞诗在地性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进军主流诗坛的压力迫使诗人发掘边地的“中心感”,于在地性和全国性之间求取平衡。同时,他们对新疆的在地认同中潜藏着对故乡的怀想,在诗歌中表现为故乡—异乡的复调。新边塞诗在地性所内含的双重矛盾,映现了新中国一代进疆知识分子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履痕。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孟子》中“之”字用法论析

“之”字是《孟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它词性多样 ,用法灵活复杂。其用法几乎包含了其他经典中的所有用法 ,而且它书中没有的用法《孟子》中也有使用。弄清“之”字的用法和作用 ,对深入理解《孟子》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法特点、修辞手法均具有重要作用。《孟子》中“之”字用法有五 :动词用法 ;代词用法 ;助词用法 ;兼词用法 ;连词用法。     

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     

流散与回归:《只在昨日》中的“流散地”与“以色列地”

《只在昨日》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之一。作者通过伊萨克这一形象,描写了其与东欧加利西亚、雅法、耶路撒冷三个关键地点的情感纠葛,表现出阿格农对流散地和以色列地的困惑。对犹太人而言,何处是家园,至关重要。但在阿格农的《只在昨日》中,家园近在手边,回归之路却遥遥无期。通过伊萨克,阿格农表达了对流散与回归的深层思索。这种思索就本质而言是悲观的。     

论对“天”的认知与人类和平共处之要素

对大自然的敬畏、生老病死的无奈和面对莫测前程的担忧,我们分散在地球各个角落的祖先总结出应对生活难题的种种方法,慢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并最终铸造出百花齐放的人类文明。本文以“天”（Heaven）、“神”（God）和“天子”（Pope,Emperor）作为讨论的主线,阐述中西跨文化的思维差异,并探索人类和平共处之要素,希望能为世界的安宁提供一些有用意见。     

《第七天》中的“旧瓶”与“新酒”

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力图展现当今社会的生存场景与生存之痛,将所思所想通过真实的描摹予以展现。这部小说延续了余华旧作中的创作手法,且真实与虚幻完美地融合,创作构思奇巧,引人入胜,但是因为作者的粗疏,作品在三个方面存在着问题,未达到经典应有的高度。     

大地弃婴——台静农《地之子》作品解读

弃婴是台静农《地之子》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生活上或在精神上被时代和传统文化所抛弃。对沉默麻木国民的呼唤和启蒙要从弃婴着手,不但揭示他们的悲惨境遇,更要关注他们精神的压抑与失落。单纯的物质拯救只是启蒙的皮毛而已,治标而不治本,对弃婴的拯救更要关注精神层面。     

在地记忆与全景视野——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

五卷本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不能仅看作一种香港文学的选本。《合集选》既有编者们的在地记忆,也体现了他们大中华文学的全景视野,从而立在了历史的至高点上,堪称香港学者、作家建构香港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新模式。     

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论新加坡早期潮侨教育在地化——以1930年代的端蒙学校为例

不同于被认为的华人学校转型分段期,早在1930年代,新加坡的潮州华侨学校就已经进行了在地化(Localization)。学校为了迎合殖民地的特殊环境和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大量调整,使得潮侨教育和大陆的联系变成了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更突出的是,在治校管理和教学实践中,潮侨教育充分体现了新加坡的在地特色。可见从早期"中国人的教育"转向"新加坡华人教育"的转型并不是在新加坡建国后才开始,而是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历程。这些早期的调整适应也为之后当地的华侨学校转型提供了一个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