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论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运作机制

当代中国民族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民族问题治理需要思维取向的转换，应从宏观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具体治理模式的建构出发构建治理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运作机制。宏观制度环境营造方面，应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完善民族政治体系，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体治理模式建构方面，应构建立体化的政治社会化结构，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推行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发挥传统习俗、宗教组织在民族政治运作中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法治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结构关系角度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题中之义和重要标志;从法治实践看,推进法治的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重要保障和基本方式。通过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确处理法治和其他治理方式的关系;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政法队伍。     

试论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与国家发展一路同行,因此,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应当包括: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高的路径选择必须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主要方式,抓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论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有效地实行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是多民族国家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关系,维系和巩固民族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二是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三是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是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重新构建一套相对健全、稳固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新模式。     

世界政府的限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这一现实而形成的重要论调,它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分析表明,世界政府是基于全球经济政治现实而做出的合理设想,但其中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它洞见到了问题之所在,却在解决问题时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它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的。而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于,它的预设条件"国家无能论"并不成立;它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它主张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一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而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理解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国家治理经验与未来探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与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将各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汇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基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夯实制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范式：出场语境、本质内涵与方法论前提

国家治理范式在中国的出场,既有当代学术全球扩散的缘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治理问题,积极地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新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传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以权利为本体、权力为功用”的现代社会政治关系运作逻辑。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前提,是回到经典作家在19世纪创立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努力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民族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核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采取单一制的形式,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观点构成中国共产党民族一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汉代中央王朝对民族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的思想,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汉代民族治理政策既踵武前元,又有新的创建,对后世的民族治理政策如唐代的羁縻州县制度、由元迄清之土司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汉代民族治理政策研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理解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一体与多元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国家调查队：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体制设计

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如何准确、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化解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规模治理风险,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议题。国家调查队是国家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组织化产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统计部门职能缺位,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全国经济社会重要信息。国家调查队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显示出国家探索运用体制改革技术应对“信息难题”的实践路径。在运行过程中,国家调查队将整合治理、扁平化管理、项目化治理和数据化治理等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确保体制运行顺畅。从整体性效能来看,国家调查队有效应对信息不真、信息不准、信息不通、信息不全等问题,为化解由信息难题所导致的国家规模治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形成过程 ——基于要素聚合与结构生成分析

文章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与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要素聚合与结构生成的基础上,对该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剖析和研究。最后立足当今时代现状,提出治理体系构建与发展的有效措施。力求通过树立国家治理基本理念,调动多方力量参与构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方式,使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完善,治理绩效不断提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走向"多层治理"的欧洲与民族国家的未来

从多层治理的视角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欧洲联盟多层治理政治体制逐步形成的历史。欧盟的多层治理体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政体模式,它既有类似于民族国家政治的特点,又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民族国家在这种新政体模式下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寻找合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