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结构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壁垒。乌鲁木齐市作为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基层治理成为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单元，对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笔者认为社区治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可以从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中获得，尤其是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现状和不足，探讨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河湟花儿的跨族际共融研究——兼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结构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的进程。基于河湟地区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文章对河湟花儿何以实现跨族际共融展开了论述,认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花儿,不仅表征着河湟地域文化特质,还蕴含着不同民族特色文化的交融与互构。花儿内部所蕴含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重结构,是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多元为一体的重要视角,不仅有助于夯实和合共生的民族关系,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象化的路径。     

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元明清治藏方略的分析

分析比较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治藏方略,比较其共同点与差异性,深究其体制变化的缘由。归纳出变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原因,探究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为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效机制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经验,对新时期的民族地区治理提供合理性的建议,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长效机制研究提供可行性的路径,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体制。     

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演进——基于北京饮食文化的视角

在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北京一直是军事重镇。北方各游牧民族把北京作为进入中原的桥头堡,相继入驻北京,不断扩展着北京人的民族身份,同时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也得到持续强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成就了北京饮食,饮食是这一过程中文化行为和表征的集中体现。北京饮食文化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呈现多民族的特性。故而从饮食文化出发,可以清晰地描绘出北京多民族融合的初始状况和演进图式,进而认识到民族交融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民族融合背景下齐齐哈尔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以达斡尔族为例

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日益频繁,最终形成了民族融合的大方向.齐齐哈尔地区作为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在其上有数十个少数民族定居,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契机.本文以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民族融合背景下的齐齐哈尔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添砖加瓦.     

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各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件.通过民族融合,经济上的联系加强,地理上的障碍也消失了,文化交融,心理沟通,造成了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良好条件.人类文明正是在民族融合,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思想交会中产生的.但在古代社会,民族融合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兼并与征服,是在血与火、友谊与仇视,征服与反抗的斗争中实现的.吐蕃与党项的融合也是如此.     

“边疆”与民族——略论民族区域的治理逻辑

多民族国家都有相应的处理多民族或者多族群事务的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多民族或者多族群国家都对人口进行严格的分类识别。本研究试图借助福柯治理术的洞见来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治理逻辑。现代治理术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民众相信,政府可以通过实现其意志来满足民众的诉求。然而,就我国而言,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主权为重中之重,这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所谓"边疆"地区有关。中国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国家是执政党的国家,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治理,"倾听"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决策者不根本改变有关执政理念,这种依据"边疆"的程度来对民族地区进行治理与控制的方式,无法给这些地区带来万象共生、和而不同的善治状态。     

论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民族之维

民族不仅仅是多民族国家的组成单位,而且还是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民族深刻嵌入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及各方面,成为一种体系化要素。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治理至关重要,既可以推动国家治理从零散化走向焦点化,又可以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还能促进国家治理由表层迈向里层。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机制来看,民族是一种导向要素,是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演进进步的指向标;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向度来看,民族是一种转型要素,推动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支撑来看,民族是一种平衡要素,是维系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和睦、保障多民族国家发展稳定的关键因素。三者共同构成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族要素,促进治理能力爬升,推动治理体系优化。     

岭南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研究

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不仅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促进其生计方式的变迁,而且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从岭南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都镂刻着民族融合的历史痕迹。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2014年11月,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在"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国际会议上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发展目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民族地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清代厅制——以西北地区为例

清朝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厅制,不仅将其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体制之中,而且建立了重点布控和普遍设防相结合的军事系统,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使诸厅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形成多元族群的人口结构与农耕和游牧互补的经济结构,各族民众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在西北诸厅的乡村社会中推行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治理措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促使该地完全融入王朝国家。这一过程不仅使西北诸厅完成了由“华夏边疆”向“王朝腹地”的转型,而且加速了该地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秦汉至隋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正>秦汉至隋,鄂西南地区已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荆楚与巴蜀地区的重要通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初步发展。秦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既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也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由此推动了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初步发展,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有体现。     

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

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是民族共同体流动、发展、变化的典型特征和客观必然。本文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探讨,认为民族迁徙、经济转型、语言转换、意识形态的趋同、统治集团内部的民族合流等一系列相关要素,为鲜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建立了一个有机的结构体系。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以汉化为基本特征的融合模式代表了民族融合的一种良性发展方向,体现了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汉族相互关系中的主导倾向,符合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因而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唐王朝在巴蜀民族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

唐王朝建立后,加强了对巴蜀民族地区的治理,建立了行政机构进行管理.这些行政机构与唐王朝在其他民族地区建立的一样,为州(郡)县和羁縻州县.通过这些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唐王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既进一步把这些地区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中,又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也能够促进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民族社会的进步.     

畏兀儿廉氏家族在陕西的文化活动与元初关陇文化的重建

蒙元之初，关中文化的提振与廉希宪等人的积极倡导密不可分。关陇地区唐末饱受战乱之苦，不复汉唐之盛，金元战争期间，经济、文化又遭到极大破坏，百废待兴。廉希宪、商挺坐镇陕西，许衡、姚枢、杨奂等多位元代文化名人来到关中兴办教育，传播思想文化，大大提振了当地文化，促进了关陇地区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廉希宪在京兆府建“廉相泉园”并在樊川建“读书岩”，成为当地文化标志。透过廉氏家族在陕西的文化活动，可见元初关陇文化恢复发展之一斑。     

宋代西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居住在边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流。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把大宗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输往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把大宗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输往中原地区,共同为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边疆地区兄弟民族以马交换中原汉族绢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历代疆域有大有小,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这一总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过一时然后销声匿迹了,或者是与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了,或者是与今天活动着的民族仍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不管属于那种情况,前人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记录。而就这些记录的丰富程度来说,在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文明古国中,是不多见的。     

守望相助：清代归绥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归化城、绥远城地区由于各民族的不断涌入,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生的局面。归绥地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经历接触、交流、重组和重塑,通过不断调整各自内在的结构以应对外来的影响,呈现出各民族间文化上交流互鉴,经济上相互依赖,生活上守望相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