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制：官员“替群众跑腿”

从2003年开始,北京市怀柔区率先实行“全程办事代理制”。全区在44个直属单位、14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设立了60多个办事窗口,统一受理,无偿全程代理。凡受理的群众来件被细分为即办件、联办件、承诺件、上报件和退回件等,能马上办的决不拖延,让群众立等可取;需要几个部门联合审办的当地协调;对一些疑难问题承诺办理期限;超越权限的立即上报;政策不允许的告知清楚。在“一窗式办公”现场,给来办事的群众放了凳子,备了茶水。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对全程办事代理制度作出高度评价:“一张板凳、一杯茶、一个明确的承诺,拉近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密切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要求变成了政府机关的日常工作制度。”全程办事代理制度在怀柔区试点成功后,已在北京18个区县陆续铺开。作为优化政府服务的延伸,全程办事代理制度最近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联的街道系统全面推开,其代理的地点从街道办事处已经逐步发展到村委会、社区居委会。     

高校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从“和”到“合”

如何构建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是高校一直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同心”思想深刻揭示了多党合作的本质内核,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目标方向。应增强以“同心”思想为指引的文化认同,通过制度安排、文化载体、工作方式等“三个切入”来推进高校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从“和”到“合”的实现。     

“文化人”假设与大学校园文化价值诉求

文化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大学校园文化的建构、变迁和发展与“校园人”主体实践紧密相关。基于西方人性假设理论，从“文化人”假设的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着手，分自主的人、观念的人、全面的人和创新的人四个层面对当代大学校园文化价值诉求进行探讨，并在实践向度上提出了加强环境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等可行性措施。     

论司法实践中的“隐性代理”

隐性代理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即指不具有诉讼身份的人员却对司法活动产生类似于代理人的功能的现象。狭义的隐性代理损害司法公正。隐性代理的产生与社会文化、利益追逐、诉讼制度架构、法治权威缺失诸因素相关。规制隐性代理应坚持预防与惩戒相结合。     

思辨“必需”与“够用”

在职业技术教育中 ,对文化基础理论课教学的“必需”、“够用”观点 ,出现了认识及实践上的偏颇。为了能正确认识“必需”与“够用”观点 ,使其在指导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 ,本文提出了“适度”基础上的“够用”,“充分”前提下“必需”的观点 ,以满足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需要。     

“学士村官”乐在特困村文化兴村

一栋造价达30多万元的“农民文化楼”，在省级贫困村湖南省涟源市安平镇水平村胜利竣工。这是北师大来的“学士村官”、代理村主任李海自主择业来村里创业实施的文化兴村工程。     

我国土地信托模式的选择与实践

土地信托有助于克服现实、制度和技术约束,是现阶段农地证券化模式的必然选择。我国目前实践的土地信托都是间接代理模式,进一步可分成“双合作社”和“二次代理”模式。土地信托“二次代理”模式有效缓解农民知识存量不足的矛盾,与土地大规模流转相适应,有利于集成信托业务的开展,适合现阶段在我国广泛推广。未来土地信托流转实践需要解决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确定、信托财产集中、参与主体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等方面问题。     

“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

“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原则。传入日本后,曾对其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积极作用。但同时,当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时,又能与其“军国主义”思想并行不悖。为什么呢？这是与日本本土政治文化,诸如“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武士道”精神,以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等相结合的结果     

是封建复辟还是价值传承--基于“夏俊峰”案的“存留养亲”制度分析

“存留养亲”制度自北魏时期开始出现在封建法典之中,至清末修律时方得废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该制度中所蕴含的“孝”的观念及人文主义精神对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常起到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存留养亲”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制度已不能为我国刑法所适用,但该制度中蕴含的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对我国“孝”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特殊时期出现的部分矛盾的缓解,对人伦道德的价值追溯均不无裨益。这也为我国刑法合理的借鉴或吸收“存留养亲”制度提供了基础。当然,刑法对“存留养亲”制度的吸收与借鉴也要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可适用“存留养亲”的死刑犯人也要制定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     

基于心理契约视角的“文化建设”管理问题研究

以“心理契约”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文化建设’’战略有关论述,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管理目标是构建以“物质心理契约”、“制度心理契约”、“行为心理契约”和“精神和价值观心理契约”为表达形式的“民族共同心理契约”。“文化建设”管理最佳目标模式选择是“有意识规范管理模式”,“文化建设”管理规律是按照文化生命周期规律推动文化的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等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文化视域中高校“基础”课实践主体活化问题探究

教学是一个文化过程,就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础”）课教学实践而言,教的主体与学的主体的活化是完善大学生的文化“新陈代谢”机制及其创新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教与学在实践层面上的主要文化问题,探究它们是确立课堂实践主体活化方法的关键。本文以前期文化视域中高校“基础”课实践主体活化意义、原则探讨为基础,通过“基础”课教学的文化过程解析,提出实践主体活化问题的认知视野。     

“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备区域性的意义。西方现代的产权制度、法治体系、政治民主与参与等制度上的因素，都是“技术因素”，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化。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从科技与管理两个方面的技术因素考察，不能断定世界文明的中心在２１世纪会转移到东亚。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决定于吸收眼下世界文明中心区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的能力     

“两创”融入“新文科”的内生逻辑与创生路径

“两创”与“新文科”同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节点上被提出,决定了二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体现为两种“契合”:一是精神内蕴层面的契合,二者都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二是技术需求层面的契合,二者都强调科技赋能,且赋能的对象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内在逻辑决定了“两创”需要融入“新文科”建设之中。然而,在融入过程中,出现了“新文科”文化属性认识不足、二者衔接度较低、“两创”实践性较弱等困境。解决这些难题,可从“加强顶层设计,凸显文化属性”“重构文化课程体系,编纂‘新文科’系列精品教材”“创设文化实践教学基地,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转化模式”等路径进行。     

“执行力”是基层干部的“战斗力”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再好、再多的政策、制度、目标都要靠基层干部“这根针”去努力实现．因此提升基层干部的执行力才能更好地为“三个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战略与执行就好比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给予实践方向性指导．而实践可以用来检验和修正理论．     

从确立保存到传承复兴的“非遗”国际法保护之路——评析国际“最佳实践项目名录”制度

“最佳实践项目名录”因其重视教育传承和复兴文化价值的特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我国需适应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根据“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评审实质标准、设立目的价值以及他国成功入选“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经验,按照弘扬复兴、教育传承、打破地域界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实践的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实现成功入选“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目标.     

孔子“天人合一”观中的和谐思想管窥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传承来看,“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孔子作为一代圣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首当其冲,他将“仁”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根基,认为具备“仁”的君子应该适应时代的制度及其礼仪,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行动的准绳和社会运转的价值坐标。“天人合一”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执行”难及其对策

为解决当前法院审判活动中“执行”难的问题,文章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的措施:一、进行深入的法制宣传;二、改一户多行为一户一行;三、人民检察院实行“执行”监督;四、建立律师“执行”程序代理制度;五、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国外独立董事制度探讨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元制”欧美国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制度安排,存在着多重代理、信息、时间、激励以及独立与公正等理论问题,在美国实践上,也没有发挥监督经营者、提高经营业绩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